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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史观作为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它最集中地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在人类认识史上所实现的伟大变革。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根底状况的规律，就属于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普遍逻辑〞。但历史的过程除了具有这种普遍适用的“普遍逻辑〞之外，还具有只适用于特殊历史阶段的“特殊逻辑〞。它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普遍和特殊或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在这里，“普遍逻辑〞不仅存在于“特殊逻辑〞之中，并通过“特殊逻辑〞表现出来，而且“普遍逻辑〞本身就是一种独立的客观存在，它对历史活动同样具有规*作用。这样，在历史实践活动中，作为历史主体的人既要受“普遍逻辑〞的支配，又要受“特殊逻辑〞的制约。但是，“普遍逻辑〞和“特殊逻辑〞并不是平行或平列的，“普遍逻辑〞在独立地发生作用的同时，又对“特殊逻辑〞发生统帅和规约的作用。这就造成了历史现象的极端复杂性。
历史现象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造成这种历史现象的根源是纷纭多样的，它是历史和现实、外在和内在、偶然和必然、主观和客观、物质和精神、普遍和特殊、一般和个别、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复合作用的结果。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因素及其耦合作用之中，历史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都同时在各自的时空*域内发生影响，并使得“普遍逻辑〞和“特殊逻辑〞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相互渗透而又相互交织的情形。因此，作为一种历史观在观照历史开展的时候，不但要研究其演进的“普遍逻辑〞，而且要研究其“特殊逻辑〞，同时还要研究“普遍逻辑〞和“特殊逻辑〞如何有机结合和交互作用的逻辑。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虽然犯了以“普遍逻辑〞来取代“特殊逻辑〞的泛逻辑主义错误，但却正确地提出了研究每一特殊历史阶段的“特殊逻辑〞的任务。在其?历史哲学?中，黑格尔明确指出：“每一个阶段都和任何其他阶段不同，所以都有它的一定的特殊的原则。在历史当中，这种原则便是‘精神’的特性——种特别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便是在这种特性的限度内，具体地表现出来，表示它的意识和意志的每一方面——它整个的现实。民族的**、民族的政体、民族的伦理、民族的立法、民族的风俗、甚至民族的科学、艺术和机械的技术，都具有民族精神的标记。这些特殊的特质要从那个共同的特质——即一个民族特殊的原则来了解，就像反过来要从历史上记载的事实细节来找出那种特殊性共同的东西一样。〞在黑格尔看来，这种“特殊的原则〞，就是在历史内部支配着一个民族在特殊历史阶段向前开展的“特殊逻辑〞即特殊规律。考察一个民族国家，关键就是要深入到这个民族的历史表象的深处，捕捉其“内部的指导灵魂〞即这一特殊的“精神原则〞。无论这些历史表象看起来是多么的杂乱、偶然和多样。并且相互矛盾，这个特殊的“精神原则〞都一以贯之地把这些看似杂乱、偶然和多样的历史表象以内在的必然的本质的特性统一起来。因此，只有捕捉住了这种一以贯之的“精神原则〞，才能在纷繁迷离的历史事件中找到解开一切矛盾和疑团的逻辑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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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规律和自然规律不同，在自然界中，存在于自然现象中的自然规律由于可以离开人和人的活动而独立，因而它不具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