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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1月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Nov.,2005 z
风格高雅,不涉狎邪,如“家庭之内,或暗室相逢,窄
途邂逅,必握手问曰:‘何处去?’私心忒忒,如恐旁人
见之者。实则同行并坐,初犹避人,久则不以为意。
芸或与人坐谈,见余至,必起立偏挪其身,余就而并
焉〞。七月十五鬼节夜晚,夫妻开樽对饮,觅句联吟,
芸娘快乐时“笑倒余怀〞;郁闷时“余乃挽之入怀,抚
慰之〞。七夕之夜夫妻“同拜天*于我取轩中〞。诸
如此类的描述,在封建礼教森严的社会环境中是超
凡脱俗而又极为大胆的。而所有这些,正如作者所
说,都“不过记其实情实事而已〞。对此,陈寅恪先生
曾精辟地分析说:“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
不敢多言男女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
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景,家庭米盐之琐屑,大
抵不载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
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
然其时代已距今较近矣。〞[7](P93)林语堂则称赞其
为“古今中外文学中最温柔细腻闺房之乐的记载〞,
“令人尽绝倾慕之念〞
由于中国古代小说地位低下,因而创作者自然
而然地产生两种写作态度:一种是游戏消闲的娱乐
主义态度,用极为浅薄随便的态度从事创作,一味追
求情节的热闹和美满的结局,而无视人生和人生体
验,无视对人类内心世界的探索;另一种是急功近利
的态度,一味追求小说劝惩教化效果,人物标签化,
忠奸邪恶清楚,缺乏对人生的真正体验和对社会的
深刻观照。只有?红楼梦?等少数作品超越了上述两
种创作态度,努力将作者的人生体验与小说创作融
为一体,追求人生真谛,探求心灵奥秘,从而使小说
能够深入到生活的深处。而这第三种创作态度乃是
中国古代小说的优秀传统。[9](P4-7)?浮生六记?
继承了这一优秀传统,它没有游戏性的笔墨,也没有
劝善惩恶的目标,传统的文学“载道观〞对它几乎没
有什么影响,它自始至终将人生和人性作为小说表
现的主要内容。小说开头即开宗明义地说:“东坡
云:‘事如春梦了无痕’,苟不记之笔墨,未免有辜彼
苍之厚。〞可见,追忆人生苦乐悲哀,缅怀亲人美好情
愫,体验人世沧桑,这是沈复写作?浮生六记?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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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因。
?浮生六记?对人生的体验和对人性的觉醒,集
中地反映在对自己家庭坎坷命运的探因和质疑上。
卷二?坎坷记愁?第一句话就是“人生坎坷何为乎来
哉〞,足见这是一个时刻萦绕在作者心头不得其解的
谜团。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陈芸,勤谨能干,每当朝日
初升即披衣起床,“事上以敬,处下以和,井井然未尝
稍失〞,家中贫困“纤悉不介意〞;为招待丈夫品诗论
画的朋友,她“拔钗沽酒,不动声色〞。这样一个“中
国文学及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得意的女人〞[8](?浮生
六记序?),由于其灵慧之性而不甘凡俗,以致上受委
屈于公婆,下受限制于小叔,结果“满望努力做一好
媳妇而不能得〞,厄运接二连三向她袭来。公公要她
代婆婆写家书,因家中“偶有闲言〞,婆婆“疑其述事
不当,仍不令代笔〞。公公见来信非陈芸手笔,便认
为是陈芸“不屑代笔〞,但她“宁受责于翁,勿失欢于
姑〞而未去申辩原因。此后在为公公娶妾一事上,陈
芸再次得罪公婆,其实此事与陈芸毫不相干。事实
的真相是公公在同僚面前发牢骚说儿辈不能“仰休
亲意〞,没有给他从家乡觅一个“语音相合〞的“起居
服役之人〞,沈复得知后密札告芸,陈芸请媒婆物色
了一个姚姓女子,因不知能否成功而未及禀告婆婆。
后来婆婆发现常来家中找陈芸的姚姓女竟成了丈夫
的小妾,于是便迁怒于陈芸。后公公在**生病,婆
婆就认为“病皆娶妾而起〞,又因陈芸在信中告之于
丈夫用了“令堂以老人之病,皆由姚姬而起〞之语,而
信被公公私拆,公公对信中“令堂〞、“老人〞二词大为
不满;芸娘给丈夫的信中还谈起了沈复之弟启堂向
邻妇借债,请陈芸作保后又赖账不还之事,沈父询问
启堂,启堂一口抵赖,佯称不知,沈父盛怒,一封家书
将陈芸斥逐。两年之后,沈父逐渐知道事情始末,才
让陈芸回家中居住。但数年之后,沈复、陈芸又第二
次被斥逐,而这次被逐同样出之于沈父的误解和粗
暴。陈芸病重,昔日盟姐派人前来探望,沈父误以为
是妓女派来之人,不由陈芸分辩即给她加上“不守闺
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