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江东晛：“大屋顶”建筑
江东晛：“大屋顶”建筑
作者：江东晛
一、“大屋顶”建筑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
北京市古代建筑研究所的侯兆年书记在《北京近百年建筑三次“大屋顶”高潮综述》一文中，对“大屋顶”建筑进行了定义，并的高级官员一致认为应该学彭真认为，现在不能像五四那样，对传统文化一味批判，因此苏联专家的意见是有价值的。教育部长钱俊瑞在对清华大学建筑系的讲话中甚至提出，我们现在还没有经验，开头不妨先“教条主义”一下，把苏联模式整套搬过来再说。得到中国方面的支持，苏联专家在中国的建筑问题上也大量介入，“事实上，北京许多建筑上的‘大屋顶’都是负责审查图纸的苏联专家硬加上去的。”[5]因为“大屋顶”是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最典型的体现。
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建国后“大屋顶”建筑的盛行，苏联专家是主要的推手。然而，梁思成的努力也是不可忽视的。从历史的眼光看，梁思成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没有权力让新建的建筑强行加上大屋顶，然而，他的建筑理念却是与苏联专家相契合的——他明确主张应该用民族的形式来反映社会主义的内容。
在王军先生的笔下，梁思成的建筑理念曾经发生过很大的变化。在建国前的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是作为复兴传统式建筑的批判者存在的。他曾经直接批判过北京的协和医院等大屋顶建筑，认为其不伦不类。而他跟林徽因设计的北京大学女生宿舍，则力求现代建筑的简洁明快风格。这与赵辰先生在《民族主义与古典主义——梁思成建筑理论体系的矛盾性与悲剧性》一文中的叙事有所偏差。在赵辰的笔下，梁思成的民族情怀一直很浓，追求传统复兴式建筑一直是他的理念。但不论如何，历史上的定论是，在解放后，梁思成成为了传统建筑的捍卫者。在《祖国的建筑》一书中，我们可以很明确地看出梁思成对传统建筑元素的推崇：“我们中国本来有我们中国体系的建筑。但是百余年来，在我国大城市中出现了许多所谓西式建筑，它们具有英、法、美、德等国的不同形式和风格，近二十年来又出现了一些没有民族性的所谓摩登建筑，好像许多方方的玻璃匣子。过去四年中人们对于建筑的民族性的问题有过不少不同的意见。最近由于大家进行了学习、讨论，并且苏联专家热诚地给我们介绍了他们过去的经验，我们的认识才渐趋一致了。现在大家都认为我们的建筑也要走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的路，那就是走‘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的路，而扬弃那些世界主义的光秃秃的玻璃匣子。”[6]他还明确表示了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的原则的赞同：“我们将来的建筑应该向哪个方向走呢?毛主席早已给我们指出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中‘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一节就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因此，中国建筑“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7]具体到“大屋顶”的问题上，他认为，过去那种“洋房中国帽”式的建筑，“问题在底下的洋房而不在瓦顶”。“我们过去曾把一种中国式新建筑的尝试称作‘宫殿式’，忽视了我国建筑的高度艺术成就，在民间建筑中的和在宫殿建筑中的，是同样有发展的可能性的。”[8]
然而，在主动追求民族建筑风格之外，梁思成坚持“大屋顶”设计还与自己的“梁陈方案”被否定有关。王军先生在《城记》中考证，对“大屋顶”的坚持实际上是梁思成“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在“梁陈方案”中，梁思成提出在旧城西侧发展新的行政中心。由于这样能够使故都完整保存下来，新的行政中心就不用太受到建筑风格和高度的限制，可以进行较为自由的创造了。然而，这一方案受到了苏联专家的否定。在一切“一边倒”的背景下，中央部门涌入旧城，甚至要布局在长安街的两侧。这样一来，故宫等文化遗产的周围景观就会发生重大的变动，如果未经精心规划，这种变动很可能是负面的。为了防止新建筑与古建筑争高，破坏故都的天际线，梁思成与林徽因力主内城的新建筑不能高过三层。并且，为了与天安门调和，还必须加上“大屋顶”。然而，这种纯美学的考虑被苏联专家否定了，因为根据莫斯科的经验，将楼层高度控制在5到9层是最划算的，这样一来可以最充分利用土地面积和基础设施。因此，梁思成在这个问题上也无法取得胜利。最后，梁思成在考察莫斯科之后发现，如果经过精心的规划，让新建筑在外轮廓上与周围旧景物协调，也可以适当放开高度的限制。因此，一退再退之下，梁思成最终将底线放在了“大屋顶”上，并就这个主张进行积极的活动。一份材料显示：“照梁思成看，建筑物不论什么地点，也不论什么性质，都必须用大屋顶：东单的几个部，在审查建筑图样时，他建议各部加大屋顶，公安部、燃料部、纺织部没同意，贸易部迁就了，搞了个不伦不类的东西。……在他看，天安门广场周围，就更要大屋顶了，理由是不然与周围环境不调和。公安局的大屋顶，就是他强制加上的，据公安局说他们因此少建了四十多间房，而且搞的样子很难看，就连梁思成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