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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例对免除公开条款的适用一
【摘要】于1966年制定的美国《信息自由法》(简称FOIA)已经成为人类社会从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即从传统工业社会迈入信息社会过程中的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范例。“可运用的司法审查”被认为是《信息自由法》取得“非凡成功”的四项基本经验之一。美国联邦法院,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在判例中对该法中的免除公开条款的精致适用,构成了美国信息公开法制经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息自由法》中的九项免除公开规定可进一步归纳概括为国家安全与秘密、内部行政行为、法律礼让、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五个方面。联邦最高法院在相关判例中对上述五个方面规则的具体适用情形与发展,可以裨益于正在中国大陆活泼展开的政府信息公开诉讼实践,对发展中国的信息公开法制,特别是相关判例制度具有借鉴意义。
尽管对“信息公开法制化的世界潮流”的专题研究已经表明,当代信息公开法制化的源头,可以被追溯到1766年瑞典制定的《出版自由法》。甚至还有欧洲学者把出版自由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源头溯及到古代中国的李唐王朝。但没有人否认距此200年之后,于1966年制定的美国《信息自由法》(简称FOIA)在推进信息公开法制化世界潮流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特别是《信息自由法》本身历尽曲折,所取得的显著成功与继续面临的诸多挑战,已经成为人类社会自20世纪下半叶到21世纪,即从传统工业社会迈入信息社会过程中的法治建设的一个重要范例。认真研究这一已经对当今世界产生多方面影响的法治范例,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对发展方兴未艾的中国信息法制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在已经依次研讨了美国信息公开制度中的报告制度和信息公开诉讼制度基础上,本文继续研讨美国相关司法裁判在信息公开法制发展中的作用和影响。
一、美国信息公开诉讼判例的意义与运用
众所周知,美国是秉承判例法传统的代表性国家之一。司法判例在其法治体系中,一直具有基础法律渊源的地位和作用。在后起发展的信息公开法制领域,虽然以《信息自由法》这一制定法形式作为最主要的法律渊源,但判例的作用,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一直举足轻重。以至在信息自由法实施30周年,即由1966年的《信息自由法》发展到1996年《电子信息自由法》(from FOIA to E-FOIA)之际,一直关注信息自由法实施状况,并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公民组织(Public Citizen)”的负责人在其撰写的《联邦信息自由法:从实施该法三十年之中所获得的教益》一文中,专门把“可运用的司法审查,保证了行政机关遵守本法”作为信息自由法取得“非凡成功”的四项基本经验之一。[6]无独有偶,在经历了2001年“”的严峻考验之后,美国于2007年底,首次修订了1996年的《电子信息自由法》(简称E-FOIA)。国会参众两院在审议这一可以被简称为“2007年开放政府法”(Open Government Act of 2007)的信息自由法的最新修正案之时,再次专门强调了司法判例在发展信息法制中的独特作用。包括专门引用了布莱克法官在巴尔诉马特奥一案[8]中所阐述的“自由政府的有效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知情民意的力量。这就要求我们尽可能广泛地了解所有被选任或委任的政府官员或雇员履行公职的质量”的原理,并将其作为发展信息公开立法的重要法理渊源。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