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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统一合同法的若干法理问题思考
陈小君、高飞
在我国举世瞩目的经济体制改革中,新生的经济关系模式构造着新型经济秩序的框架,催迫着作为契约化经济的法律表现形态———合同法的诞生。从1981~1987年,我国分别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经济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合同法》,初步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合同法体系。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要成果。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我国目前的合同法制度从内容到体系均存在诸多严重的问题,仅对其进行修补是远远不够的,尽快制定一部科学、系统、现代的统一合同法才是明智而富理性之选择。笔者拟在本文中对于现代社会条件下我国制定统一合同法应注意的若干法理问题,进行粗略的梳理和初步的探讨。
一、现代社会是我国制定统一合同法的环境
在现代社会中,合同法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并已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有学者指出,“现代社会有两个不同于以往社会的显著标志:经济上实行市场化,政治上实行民主化。”[1]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样,在即将跨入21世纪之际,我国已冲破了历史的围栏,步入了现代社会。以往三大合同法,过分强调国家计划和行政干预,不能适应现代经济生活的内容,所以显出众多弊端。因此,为了使法律在现实中发挥制约国民生活的功效,达到预期的目的,中国制定统一合同法必须扎根于中国现代社会。
在资本主义国家进入现代社会后,其社会经济生活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这对该社会的合同法律制度造成了相当猛烈且令人始料不及的冲击。如各国确立了法人制度,在交易形式空前多样化的情况下,使得交易主体变得尤为复杂;经济生活中呈现了继续供给、分期付款买卖、租售、售货机买卖等新形式,还出现了因旅游、科研、技术转让等引起的交易;国际贸易中易货、补偿贸易、成套设备买卖、技术转让与劳务供给结合的交易也大量涌现;大企业的出现,则使合同形式出现定型化、标准化的趋势,这种合同形式虽有便利与节约费用等优点,但由于合同条款为大企业单方制订,难免有失公允,特别是合同中的免责条款更是如此;生产事故、交通事故、公害等频繁发生,采用过失责任原则已导致了不公平的结果。这些在我国现代社会中也有频繁体现之势头。而且,由于现代社会已不可能是一种封闭自守的社会,世界经济一体化和经济生活的全面国际化,促使法律必然走向国际化,民商法领域的统一和国际化的可能性则最大。[2]因此,我国在把现代社会作为制定统一合同法的大环境时,亟待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全国统一的大市场及与国际市场接轨的实际出发,总结合同立法、司法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广泛参考、借鉴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立法的成功经验和判例学说,尽量采用反映现代市场经济客观规律的共同规则,并在与国际公约和国际惯例协调一致的基础上,制定一部既有现实可行性又有超前预见性,既考虑通俗易行又注重遵循科学的立法技术的合同法,为将来实现民法法典化提供良好的基础。
二、我国制定统一合同法的目标
选择立法目标的确定至关重大,它决定着整个立法的方向和价值取向,立法者在法律中所采用的法律措施和法律手段都是服务于立法目标的。[3]因此,我国制定统一合同法时也存在一个目标选择的问题。我们认为,为了保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的良性发展,统一合同法主要应遵循和选择以下三个方面的目标。
(一) 促进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减少损耗
众所周知,全社会的物质财富总量是有限的。为了保障有限的社会财富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就必须使其得到合理的分配和利用。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运用市场对各种经济信号反映比较灵敏的优点,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并给企业以压力和动力,实行优胜劣汰,促进生产和需求的及时协调。实现资源配置的方法有行政手段配置与自由配置之分。借助行政手段进行资源配置固然在理论上可以实现最优化,但前提是能够准确并精确地计算社会物质财富的真正利用价值。这在目前条件下,是难以做到的。而市场经济运作中,作为交易基本规则的合同法,由于指导和鼓励人们根据其利益要求进行交易活动,合同当事人完全有可能在一定范围内自主进行交易活动,以满足不同的交易主体对不同的使用价值的广泛追求,满足不同的生产者与消费者对价值的共同追求,从而使社会财富转移到更能反映其价值、更能有效利用的领域。合同这种在实现资源最佳配置上的作用,已经愈来愈受到国内外经济学界和法学界的高度重视。我国在制定统一合同法时,应以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减少损耗为目标,尊重市场的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