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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有关史实的记载都看成虚实不分的传说 ,而不注意其中隐藏的史实 ,实际上是将传说与神话混同起来 ,结果不免将治丝而愈棼。”如《古史辨》即曾将古代文献记古、释古截然分开和绝对化 ,中国古代史研究也不是这三个阶段的问题。 “走出疑古时代 ”的提法不合适。以上论点体系的形成。 另有学者指出 , “夏商周断代工程 ”的失误表明 ,作为
工程的指导理念 , “走出疑古时代 ”的主张以及 “超越疑古 ,走出迷茫 ”的提法 ,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不妥当的
3。最 ①早在 1925 年,王国维先生在 《古史新证》 中曾批
判“疑古之过 ,乃并尧、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 惜于古史材料未尝为充分之处理
也。 ”他积极倡导二重证据法 ,以 “地下之新材料 ”补正 “纸上之材料。”杨向奎先生曾批判古史辨派学者怀疑 《左传》全是伪作 , “给当时的古史研究者添加了许多麻烦 ,以致有人用了很大力气证明《左传》不伪。 ”参见王国维 :《古史新证 ——— 王国维最后的讲义》,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杨向奎 :《论 “古史辨派 ”》,《中华学术论文集》 ,中华书局 ,198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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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时期。这种重建是以对史料的严格审查为基础 ,把古文献和考古资料融会贯通而进行的。因此 ,无需另立一个释古时代 , 或另称考古时代。 由于这个古史重建时期永远要保持对文献史料
严格审查的精神 ,所以提 “走出疑古时代 ”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甚至
可以说是一种代表信古回潮的错误导向。以上各家对 “走出疑古时代 ”学术论点由质疑、批判乃至全盘否定 ,代表了当今古史学界的一种学术倾向。 在我们今天看来 ,当今古史学界对 “走出疑古 ”理论的质疑、批判乃至否定 ,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 ,
李先生 “走出疑古时代 ”的学术论点的确在内容和逻辑方面都存在若干重大的理论方面的缺陷 ,给学术界留下诸多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其次 ,李先生 “走出疑古时代 ”的论点体系形成过程中 ,一些表
述,委婉含蓄 ,甚或是含糊其辞 ,使得一些学者对李先生所表达的内容在理解上产生诸多不小的分歧。既然如此 ,我们应对李先生 “走出疑古 ”论点的学术取向进行一番深入的分析和理性的思考。
1、“走出疑古 ”是对晚清以来 “疑古 ”思潮的扬弃 ,其真正的意图是“超越疑古 ”
在 “走出疑古时代 ”的论点体系形成过程中 ,李先生不只一次
地强调 , “从晚清以来的疑古思潮基本上是进步的 ,从思想来说 ,是
罗,有很大进步意义的 ,要肯定的。因为它把当时古史上的偶像一脚全部都踢翻了 ,起了思想解放的作用 ,当然很好。 ”“二、三十年代的疑古思潮 ,确实把信古打倒了。 凡细读过七册 《古史辨》的人 ,都会看到这一思潮的成绩。 疑古的学者不仅总结了宋、 清以来这方
面的成果 ,而且完善了辨伪的方法和理论。这一思潮的基本学说,
如顾颉刚先生在 1922 年建立的 ‘层累地造成的古史 ’观 ,至今仍影响着海内外的学术界。 ”有的学者称 ,李先生所肯定的 “疑古 ”的进步意义 , “只局限于 ‘反封建 ’、‘解放思想 ’的思想史意义 ”,实上 ,在强调晚清以来 “疑古 ”的 “反封建 ”、 “解放思想 ”的思想史意义的同时 , 疑古 ”的学术价值。如文前提到的 ,李先生指出 , “疑古的学者不仅总结了宋、和理论。 ”李先生不仅强调 “顾颉刚先生在 1922 年建立
的‘’观”,而且他在古史研究中对待史料的态度与这一基本学说 ,,,不
难看到很多古史记载都受到作者的观点的影响 , ”。又如对待先秦时期的史料 ,李先生同样注重进行科学的审查 ,,分歧很大。李先生
称:《“纪年》所载夏王在位年数的可信性 , “,我们也不可完全拘泥。 ” 又如他指出 ,有很多书籍 ,记有黄帝以来 ,这些记载 ,大别之可分三类:第一类是《史记》以前的文献 ,有的是传世古书 ,如《尚书 ?无逸》 59 年等 ;也有的是古时出土的材料 ,如西晋时发现的《竹书纪年》。第二类虽成于《史记》之后 ,但可能有更早的渊源 ,如纬书《春
秋命历序》 云夏 “凡十有四世 ,治四百七十三年。 ”第三类则出于学者的推算编排 ,如见于《汉书 ?律历志》的刘歆《世经》 。这种编
排,到宋代的邵雍《皇极经世》以下更加系统详细 ,但总是含有许多不足为据的主观成份 ,因此 ,理所当然地受到近代学者的怀疑和否定
。他强调 : “对传世文献材料 ,作严格的整
理分析 ,首先确定材料的形成时代以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