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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耕
文
化
二〇一七年六月
目 录
简介
农耕文化：农业发展的历史支撑
农业文化与农耕文化
与时偕行的中国农耕文化时间与变易
天道与人世
对土地和农耕的尊重
体会重农抑商的思路
第 3 也。”苏东坡解释说：“物未有穷而不变者。故‘恒’非能执一而不变，能与其未穷而变尔。穷而后变，则有变之形；与其未穷而变，则无变之名；此其所以为‘恒’也。”而“利有攸往”，就是“欲与其未穷也。夫能与其未穷而往，则终始相受，如环之无端”(此处与以下苏东坡语均自《东坡易传》卷四)。正因时间是一种持续的存在，故对其计量是为了方便，而不必是出于其本质。
在常人眼里，四时循环是常规的天象。《逸周书·周月》说：“凡四时成岁，有春夏秋冬。”而“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时之极，不易之道。”这是古人通过观察自然现象得出的结论。时虽有序有常，也可能“无常”。惟在变易的通则之上，“无常”也是“常”。所以苏东坡解释“恒”卦的象辞之“雷、风，恒。君子以立不易方”说：“雷、风，非天地之常用也；而天地之化所以无常者，以有雷、风也。故君子法之，以能变为恒；‘立不易方’，而其道运矣。”
简言之，四时循环是建立在“变”的基础之上，即变化是比循环更基本的准则。因此，周而复始的循化并不是简单的重复，“终则有始”说的是终点之后一个新的开始；四时仍是四时，但春夏秋冬却是新的春夏秋冬。近代中国人接受进化论之后，对这类貌似循环论的观念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其实里面有相当深邃的道理，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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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关于时间和变易的基本论述，最集中地表现在《易经》一书之中。王弼所说“卦者，时也；爻者，适时之变者也”(《周易略例》)；既是对《易经》基本精神的简明概括，也最能表现古人对于自然的态度。那有序而常变的“时”，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观念。在充分承认天道以变为恒而四时有序的背景下，人的行为就应当“与时偕行”，既不失时也不逾时，尽可能“与四时合其序”(《乾·文言》)，同时也要“适时之变”。
对古人而言，天人是相通的。把观察到的天象描述出来，一个重要的目的是要辨析其与人世的关联。故“恒”卦的彖辞又说：“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苏东坡进而解释说：“照”的虽是日月，“运之者天也”。以“日月之运、四时之变”来说明“恒久不已之道”，是“明其未穷而变”。故“寒暑之际，人安之。如待其穷而后变，则生物无类矣”。圣人“观其所恒，而天下万物之情可见矣”。
天道与人世
以天人相通为基础，中国农耕文化的核心是认识到并明确承认自然资源和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主张温饱层面的“寡欲”，在此基础上实行仁义；而并不非常强调“开发”，反而把很多这类行为视为人(个体的和群体的)“多欲”的表现。在承认人在面对自然时能力有限的基础上，古人又充分认识到人的潜能是相当强大的(不论性善性恶)。人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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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欲”，采取进攻性的举措，触与的方面可能是很多的，在态度上甚或可以说是无限多的，包括自然，也包括人本身，最后可能危与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
因此，从天子到庶人，其所作所为都要因时、顺时、随时，“毋变天之道，毋绝地之理，毋乱人之纪”(《礼记·月令》)。人可以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利用自然，而不是反过来站在自然的对立面去榨取甚至破坏自然。所有人，包括帝王在内，其行为可以有相当的自由，但以不超越自然为限度。所以古代特别警惕“人主”的“多欲”，因为那可以影响到整个社会。
中国农耕文化传统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敬天但以人为本，不一定尊崇一位绝对全能之神。如果略作理想型的表述，在这样的社会里，天和人之间永远是互通的。君主是天之子，他在人间代替天执行天道；但天道是否真正得到贯彻，却表现在老百姓方面，所以说“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君主了解民视民听的一个方式是“采风”，即通过搜集各地的民歌民谣了解民间的喜怒哀乐，也由此知道自己的统治是否仍代表着“天命”。
“道”或真理不必来自超人世的上帝，是中国文化一个极其关键的特色。经过孔子诠释的夏商周“三代”，被推崇为黄金般的理想社会。正因为天道是“终则有始”，所以理想社会可以在远古的“三代”，但需要改善的却是当下的人生。历代士人都以做“天下士”为目标，他们的关怀必须广与“天人之际”，而其始终想要澄清的“天下”，仍是这凡俗的人世———要让“三代”的秩序重现于当世，变无道的社会为有道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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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耕文化另一个主要特点是安土重迁，即大部分的人家居耕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土重迁不是不外出，而是有分工。女子基本不外出，至少不鼓励其外出(女权主义者可能看到歧视，但也未必不是出于善意，譬如对弱者的保护)；男子可以有外面的事业，但也有“父母在，不远游”的考虑。
实际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