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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⑿;假如她在北京有别的相好,或者甚至离开自己,他都不会指责她;他这样做的理由是:既然爱她,就不应当让她受委屈。
看来,虽然张兆和为沈从文的真情所感动,嫁给了他,但并不是特殊爱他,或者说,感情中较少有爱的***,主要是相处日久而产生的亲情,而沈从文明显不满意于这种平淡的亲情。在潜意识中,沈从文或许有某种自卑心理:从外表、气质以及出身来看,张兆和无疑都要远远强于他这个“乡下人”,而这种自卑心理又导致他在感情上的惶惑、疑虑。
在沈从文离开北京之前,两人感情的不和谐音符想必已经出现。在名动一时的林徽因的“太太客厅”,沈从文也是常客之一。当与张兆和在感情上发生纠纷时,沈从文爱向林徽因倾诉他心中的苦恼。⒀
沈从文在感情上孩子式的天真表现,或许令张兆和感到悲观,年轻的她不得不像大姐姐一样来应对这个大男人、大作家的絮絮叨叨:“来信说那种废话,什么自由不自由的,我不爱听,以后不许你讲。……此后再写那样的话我不回你信了。”⒁。
凭目前占有的资料,我无从了解,沈从文对张兆和的疑心是否有必须的依据。不管如何,两人在感情上的投入不成比例却是昭然假设揭的事实。
人生就是如此。人们常说“强扭的瓜不甜”,爱既失衡,即使结婚了,也不会有漫长的华蜜生活。据分析,沈、张二人除了婚后短暂几年的和谐生活外,唯恐在大局部时间里,感情生活都是不很志向的。
当然,并不是说张兆和做错了什么。探讨爱与不爱,探讨投入感情的多与寡,是毫无意义的话题。婚姻生活是困难的,看来很衬的一双,事实上或许过得很不如意,而当两个感情投入比例紧要失调的人绑在一起生活时,其质量就更值得疑心了。
张兆和写于11015年8月的《后记》更是二人感情不和谐的有力证据: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到底是华蜜还是不幸?得不到答复。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此时此刻。过去不知道的,此时此刻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此时此刻明白了。
“……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开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协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冲突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⒂
应当说,垂垂老矣的张兆和确是在忏悔,深切地忏悔。她对沈从文理解太少,尤其在建国初年,她的看法对沈从文来说更是雪上加霜——满怀热忱拥抱新中国的张兆和总是和孩子们一起责怪沈从文不踊跃向上,不向新中国靠拢,使精神失常的沈从文无法从家庭中得到应有的暖和和安慰。有好几年的时间,沈从文和张兆和住处不在一起。沈从文每晚去张兆和处吃晚饭,并带回其次天早、午的饭食。北京冬天奇冷无比,沈从文不得不一边啃着豆渣、馒头,一边从事学术探究。张兆和并不是很理解沈从文对古董、文物的痴迷。总的来说,作为妻子,张兆和对沈从文的关怀和理解是存在欠缺的。直到“四人帮”倒台后,沈从文才被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分得一套较好的住房,并备配了汽车和司机,两老才过上了正常的家庭生活。
沈、张的家庭生活究竟如何,受沈从文多年亲炙的汪曾祺说过这样一句话:“沈先生的家庭是我见到的最好的家庭,随时都在亲切和谐气氛中。两个儿子,小龙小虎,兄弟怡怡。”⒃照一般人的理解,作为沈从文的嫡传弟子,汪曾祺的评价应当是最具权威性的,但我认为,正是因为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使得他的评价恰恰不行全信——为先贤讳,为师长讳,这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传统。更何况,在这句话中,两个孩子才是中心,而对沈、张二人的感情,并未作出正面评价。
〔四〕
沈、张二人的日记、信件,许多都已遗失,《从文家书》只是残留下来的一局部,读起来感觉特殊薄弱。但从这册薄弱的家书,读者根本能够了解到沈从文的另一面——简洁而困难的生活、执着而多虑的特性、丰富而专一的感情。同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