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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文如其人。读曾国藩的家书，似乎听见他在耳边娓娓道来，看不到丝毫厚黑、狡诈，也不会觉得他是一个政治家。家书从曾国藩由翰林院庶吉士初授官职到去世前不久，跨越近三十年。除了思想渐趋成熟外，他的志趣仍旧和少年读书时一样，始终以读书人自居，这确定了他对四周事物的看法，也成为他一生胜利的基石。他在信中表述的对为学、作文、历史等等的相识，有许多阅历值得后人学****按现在的话说，即是他有特别好的学****方法和领悟实力。他科举出身，却深得教化大义，更加强调敏捷大气、坚挺的文风。他在家书中对自己***得失谈的较少，而始终牵挂在心的是少年时学****的误区，如字体、天文等，这几乎成为他一生的缺憾。同时，他官学并举，胸怀大略，时时刻刻警戒自己：做官清廉、做人谦逊、做事勤劳。对弟弟、儿子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功夫力透纸背，非一般官宦人家所能及。
感受最深的，是他作为过来人对以前每个阶段读书方法和效果的总结。他的方法主动向上，深得儒家精神熏陶。起先认为自己学术修养已经可以了，可是打算写书时又相识到基础不扎实、涉及面窄，还远远没有达到总结前人阅历后再提炼的地步。他讲究做人与作文融会贯穿，特殊强调读书的意会和对人的教化作用，教育儿子“自古圣贤豪杰、文人才士，其志事不同，而其豁达光明之胸大略相同。以诗言之，必先有豁达光明之识，而后有恬然冲融之趣”，“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变更，惟读书则可改变气质”，“于陶诗之识度不能领悟，试取其诗反复读之，若能窥其胸襟之广阔，寄予之遥深，则知此公于圣贤豪杰皆已登堂入室”。对科举考试，他评论道：只有文丑而侥幸者，断无文佳而埋没者；针对弟弟们的考试失利，建议他们从自身找问题，而不是徇私舞弊，到主考官面前说情。他总结了为学初始阶段仿照和积累的必要，“收效较速，取径较便”。对于通用学****方法，他谈到“看生书宜求速，温旧书宜求熟****字宜有恒，作文宜苦思”。读经之法在于“耐”字，一句不通，不看下句；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他感叹少年十五、六岁是人生长、读书的关键时期，自己到三十岁时方悟出文理之意，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引以为重的学问。
除了读书****字之外，曾国藩也提到了修身养性、处理人际关系等方面。姑且不论他***太平天国运动的是非功过，仅从个人角度来看，历史上轰轰烈烈、建功立名的人物能做到功成而退、善始善终的人少之又少。而在晚清动荡的政局下，他以汉族耕读人家出身的背景，能做到官居一品，爵至封侯，不仅须要足够的实力和魄力，更须要洞悉人生和社会的方方面面，这些可以从曾氏家书中窥见一斑。他在位居高官时仍能以朴实的观念教化儿子，“陈岱云姻伯之子，比尔仅长一岁，以其无父无母家渐清贫，遂尔勤苦好学，少年成名。尔幸托祖父余荫，衣食丰适，宽然无虑，遂尔酣豢佚乐，不复以读书立身为事”。在大儿子23岁时，指出“今年二十三岁，全靠尔自己发愤，父兄师长不能为力”；对小儿子则指出“生长富贵，但闻谀颂之言，不闻督责鄙笑之语，故文理浅陋而不自知。境况太顺，无困横激发之时，难期其进步”。他在京城权倾朝野，却规劝家人不要自高自大，插手地方政事。对同为高官的弟弟，他谈到“纵人以巧诈来，我仍以浑含应之，以诚愚应之。久之，则人之意也消；若钩心斗角，相迎相距，则报复无已时耳”；“未有钱多而子弟不骄者。吾兄弟欲为先人留遗泽，为后人惜余福，除却勤俭二字，别无做法”，“此时家门极盛，到处皆行得通。一旦失势，炎凉之态到处使人尴尬。故不如预为之地，不见不闻之为愈也”，“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行”。从这些言语里可以感受到他的坦诚大度和坚毅稳重，这些绝不是所谓厚黑，完全是主动向上的相识和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和现代社会卡耐基、拿破仑·希尔等的胜利学如出一辙。读曾氏家书一个重要的收获就在于能让读者干脆与他对话，有助于订正社会上某些观念的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