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关于『竹林七贤』答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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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林七贤”能不能算文学集团?
魏晋之际的“竹林七贤”可以说是一个喝酒和清谈的集团,不能算是文学集团。
七贤当中乎太早了一点,许多人把林下之游往后推到嘉平年间,原因之一正是要等王戎长大一点。
但是我们要知道,王戎乃是一位早熟的天才,绝对不能以常人视之。《晋书·王戎传》载:
戎幼而颖悟,神彩秀彻。视日不眩,裴楷见而目之曰:“戎眼烂烂,如岩下电。”年六七岁,于宣武场观戏猛兽在栏中啸吼震地,众皆奔走,戎独立不动,神色自若,魏明帝于阁上见而奇之……阮籍与(王)浑为友,戎年十五,随浑在郎舍,戎少籍二十岁,而籍与之交。籍每适浑,顷辄去,过视戎,良久然后出。谓浑曰:“浚冲清赏,非卿伦也。共卿言,不如共阿戎谈。”
王戎年十五当正始九年(248年),其时阮籍为尚书郎,与王戎之父王浑同事,阮籍认为阿戎水平已超过其父。这位少年才俊水平极高,他在这之前已得到阮籍的赏识是很可能的事情。换言之,王戎在正始中叶或末年参加到林下诸贤的活动中来,叨陪末座,预此高契,并非没有可能。当时他跟着去玩玩,而他后来地位甚高,所以也算是一“贤”。
正始中期至末年,阮籍除短期担任尚书郎以外,绝大部分时间高隐于故乡陈留尉氏,《晋书》本传云:“阮籍字嗣宗,陈留尉氏人也……太尉蒋济闻其有隽才而辟之……初济恐籍不至,得记欣然,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济大怒,于是乡亲共喻之,乃就吏。后谢病归。复为尚书郎,少时又以病免。及曹爽辅政,召为参军,籍因以疾辞,屏于田里。岁余而爽诛。”阮籍不得已应蒋济的征辟在正始初年,为时不长,此后除一度為尚书郎以外,长期无公职;尉氏与河内郡山阳县相去不远。正是在此时,他与嵇康、山涛以及几位青年人结为林下之游。 王戎后来有一段回忆说:“王浚冲为尚书令,著公服,乘轺车,经黄公酒垆下过,顾谓后车客:‘吾昔与嵇叔夜、阮嗣宗共酣饮于此垆。竹林之游,亦预其末。自嵇生夭、阮公亡以来,便为时所羁绁。今日视此虽近,邈若山河。’”(《世说新语·伤逝》)《晋书·王戎传》亦载此事,王戎任尚书令在晋惠帝永宁二年(302年),此时嵇康、阮籍死去已近四十年,王戎追怀往事自然不胜今昔之感。黄公酒垆在洛阳,大约也是竹林诸贤多次光临、聚会欢饮之处。
所谓林下之游只宜理解为诸贤曾经在山阳嵇康隐居处的竹林和其他地方有过若干次著名的聚会,喝酒清谈,一时名声很大;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成年地待在一起。
七贤的活动方式,是他们的全体或其中一部分人聚在一起随意地喝酒,讨论一些他们共同感兴趣的哲学问题。他们之间保持着一种高雅的默契。
参加这种活动的也有七贤以外的人,这就是吕安。吕安追随嵇康甚久,但是这个人后来表现太差,所以在有关的记载中一向将他排除在竹林诸贤之外。参加林下之游要有一定的资格,不是随便就挤得进来的。阮籍的儿子阮浑很想参加进去过一把浪漫的瘾(所谓“作达”),阮籍不同意,他就进不来(《世说新语·任诞》“阮浑长成风韵气度似父”条)。
七贤为什么要那样忘情地酣饮?大喝其酒就能成为名士吗?
随意喝酒是七贤之游最明显的外在形态,前引王戎晚年的回忆,就只提“酣饮”,不及其余。《世说新语·任诞》在介绍七贤时也没有说他们干别的事,只提“任意酣畅”。他们的酒量都很大,刘伶尤其是一位喝酒大王,其《酒德颂》称饮酒的妙处是“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恍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肤,利欲之感情,俯视万物,扰扰焉若江海之载浮萍”。真话夹着牢骚喷薄而出,极能反映出其时名士的心态。据《世说新语·任诞》和《晋书》本传,刘妻从“摄生”的角度力劝他戒酒,他说很好,请准备好酒肉,当祝鬼神以自誓戒酒。妻子很高兴地照办了,却听得他跪祝道:“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祝过以后就喝得酩酊大醉。
忘乎所以地痛饮,可以促成“形神相亲”,足以解忧,化解胸中的块垒,也比较容易或者说必然使七贤的言行超出传统悠久的社会规范,越出“礼”的界限,自由自在地表现其本性之真。阮籍说“礼岂为我辈设耶”!嵇康从理论上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大喝其酒既是超越礼仪和名教的表现,同时也是作风放达的风雅借口,许多出格的言行都出于酒后醉中,而比较容易得到世俗的谅解。
试举《世说新语·任诞》中的三则记载:
阮公邻家妇有美色,当垆酤酒,阮与王安丰常从妇饮酒,阮醉,便眠其妇侧,夫始殊疑之,伺察,终无他意。
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裴至,下席于地,哭吊唁毕,便去。或问裴:“凡吊,主人哭,客乃为礼;阮既不哭,君何为哭?”裴曰:“阮方外之人,故不崇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