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城傍”与大唐帝国唐代“城傍”为兵士的一种,史界已成定论,但城傍究竟为何种兵, 中日学者有着不同的解释。[1] ,认为城傍是一种兵牧合一的制度,唐对内徙蕃族置于军镇城旁,保持其部落组织,轻税之,战时发其自备鞍马从行,城傍不但是大唐帝国赫赫武功的重要创造者,而且对唐后期历史及军事均有较大影响。正确与否,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一、城傍的设置状况《唐六典》卷五兵部郎中条略云: 秦、成、岷、渭、河、兰六州有高丽、羌兵。(皆令当州上佐一人专知统押,每年两度教练,使知部伍。如有警急,即令赴援。诸州城傍子弟,亦常令教****每年秋集本军,春则放散。) 这是有关城傍子弟的重要史料。日野开三郎先生指出,城傍是与城傍子弟同样的称呼,正如土团、坛丁也称土团子弟、坛丁子弟一样。方积六先生也认为城傍是对城傍子弟的省称。[2] 笔者以为,唐代子弟问题还需具体研究,但诚如日野及方先生所论,这里的城傍子弟是一词,、坛丁称土团、坛丁子弟同,而且也与神策兵又称“神策子弟”[3] 同。方积六先生指出城傍子弟为蕃兵,这一观点很有见地。城傍为蕃兵,不但对唐代兵制、军事,而且对唐代民族关系等都影响至深且巨。笔者在方先生的基础上,再就城傍的设置、制度及作用等, 补充论述如下。 1 、东北城傍《陈伯玉文集》卷一 O 《为建安王与辽东书》云: 营州士[4] 人及城傍子弟近送密款。唯待官军。这里士(土)人与城傍子弟并举。同卷《为建安王与诸将书》称“营州饥饿,人不聊生,唯待官军”,未点明待官军者的身份,但《为建安王与安东诸军书》则云: “营州饥饿,人不聊生。诸蕃首领百姓等,唯望官军。”可见城傍子弟即指营州诸蕃首领百姓,他们在这次孙万荣叛乱中心向唐室,谋求归顺。营州城傍子弟,其来已久。《旧唐书》卷一九九下契丹传略云: 又契丹有别部酋帅孙敖曹,初仕隋为金紫光禄大夫。武德四年,与靺鞨酋长突地稽俱遣使内附,诏令于营州城傍安置,授云麾将军,行辽州总管。至曾孙万荣,垂拱初累授右玉铃卫将军,归诚州刺史,封永乐县公。万岁通天中,万荣与其妹婿松漠都督李尽忠,俱为营州都督赵翙侵侮,二人举兵杀翙,据营州作乱。尽忠即窟哥之胤。契丹孙敖曹与靺鞨突地稽武德四年内附,被置于营州城傍,据此而形成的辽州、归城州都属于营州城傍。同传又云: 〔贞观〕二十二年,窟哥等部咸请内附,乃置松漠都督府。李尽忠为这次内附的窟哥后代,世袭松漠都督。《旧传》未记松漠都督府的位置,但同书卷六则天皇后纪略云: (万岁通天元年)营州城傍契丹首领松漠都督李尽忠与其妻兄归诚州刺史孙万荣……攻陷营州。可知窟哥内附,也被置于营州城傍。契丹李尽忠、孙万荣作乱,所领兵为窟哥部及孙敖曹部,占据了营州因饥饿而“唯待官军”的城傍子弟,应包括这些部落兵(当然还有其它一些,详见下论)。他们因被置于城傍,而名之为城傍。《陈伯玉文集》中提到的“营州城傍子弟”指诸蕃部落(包括首领、百姓),这是显而易见的。武德四年内附置于营州城傍的还有靺鞨人,因此营州城傍不只契丹一族。《旧唐书》卷一九九下靺鞨条略云: 有酋帅突地稽者……武德初,遣间使朝贡,以其部落置燕州, 仍以突地稽为总管。刘黑闼之叛也……又徙其部落于幽州之昌平城……一子谨行……麟德中,历迁营州都督。其部落家僮数千人, 以财力雄边,为夷人所惮。结合上引契丹条,以靺鞨部落置燕州,也在营州城傍。麟德中,李谨行领这一部落仍称雄于营州, “其部落家僮”,即营州城傍。东北城傍中,除契丹、靺鞨外,尚有奚及其他部族。《旧唐书》卷一四二李宝臣传略云: 范阳城旁奚族也。《新书》二一一李宝臣传作“范阳内属奚也”,可见《新书》作者已不知道“城傍”为专有名词。“旁”与“傍”在现代汉语中是两个字,读音亦不同,而唐时“傍”在表示旁侧的用法上与“旁”通。如《全唐诗》 3220 页“路傍一株柳”, 3306 页“惊秋路傍客”, 3367 页“青襟在师傍”, 3368 页“若无傍人见”, “岂合离市傍”,这些“傍”均指“旁”。“傍”也有写作“旁”者,如 3363 页“浮云道旁起”,旁、傍含义相同。[5] “城傍”也是如此,故而《旧唐书· 李宝臣传》作“城旁”。“城傍”即城旁侧之义, “傍”在这里读为“旁”。同书管一九九下奚国条云: 贞观二十二年,酋长可度者率其所部内属,乃置饶乐都督府, 以可度者为右领军兼饶乐都督,封楼烦县公,赐姓李氏。贞观年间内属的奚应与契丹一样,置于营州城傍。《册府元龟》卷九八五外臣部征讨门贞观十八年七月诏,提到营州都督张俭“率幽营二都督府兵马及契丹、奚、靺鞨,往辽东问罪”,这里的契丹、奚与靺鞨,都是营州都督可控制的营州城傍。万岁通天元年契丹叛后, 奚率众属突厥,其后,奚、契丹与唐或降或战,开元二十年,奚酋长李诗琐高等以其部落五千帐来降, “诏封李诗为归义王兼特进,左羽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