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悲的人生哲学研究的论文关键词:悲;人生哲学;王国维和鲁迅引言:寂寞的自沉与壮丽的新生王国维和鲁迅都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引人注目的大人物。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对他们各自学术思想和心路历程的研究一直都是学术界孜孜不倦、乐此不疲的显学。不过有一个现象我一直感到很奇怪,就是尽管郭沫若早在六十年代就说: “我时常这样想,假如能够有人细心地把这两位大师作比较研究,考核他们精神发展的路径和成就上的异同,那应该不会是无益的工作”,学术界却绝少有人把将两者联系起来加以比较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撼。事实上,王国维和鲁迅之间有着很强的可比性。以经历而言,他们一个生于 1877 年,一个生于 1881 年,年龄只相差五岁。他们同样经历了苦闷而黑暗的少年时代,同在 1898 年离开他们的浙江故乡,一个前往上海,一个奔赴南京,又相继在 1901 和 1902 年东渡日本,先学自然科学,转而弃理从文,更同在赴日前后,接受了西方文化思潮的洗礼。他们的经历和境遇如此相似,而相似的经历和境遇却没有培育出相似的思想和灵魂。就在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的 1927 年,鲁迅却完成了自己世界观的伟大转变,坦然地高唱着“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仿佛是火中的凤凰,在壮烈的自焚中获得了鲜美光华的新生。思考王国维寂寞的自沉和鲁迅壮丽的新生所构筑的惊心动魄的对比,对于从一个崭新的视角观察中国近代思想史是必要而有益的。本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比较王国维、鲁迅人生哲学中“悲观主义”的一面,考察他们在“悲观主义”的“同一性”下所蕴涵的内在重大差别,以及在这种差别的诸多因素中,叔本华、尼采哲学所起的作用。)一词最早出现在英国哲学家暨诗人和评论家柯尔雪基()1795 年的一封信中。而“悲观主义”作为哲学概念被广泛使用是 19 世纪才出现的事。在此之前,所谓“悲观”和“乐观”更多的只是单纯个体的体验和态度。与“悲观主义”相比, “悲观主义的”态度和理论的历史要源远流长得多,它甚至可以一直上溯至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参见 pessimism and optimism,the encyclopedia of phylosophy,ne ”,二是“言善恶贤不有之有命而一切动作皆有前定谓之定业论 determinism ”(《原命》)。他对正统儒家“死生由命,富贵在天”那套粗俗的宿命论持不屑一顾的态度。经过科学和西方唯意志论洗礼的王国维十分自觉地突出了伦理学中“自由意志”和“定业论”(决定论)的矛盾。他说: “此二论之争论而不决者盖有由矣。盖从定业论之说,则吾人对自己之行为无丝毫之责任,善人不足敬而恶人有辞矣,从意志自由之说,则最普遍最必然之因果律为之破灭,此又爱真理者之所不任受也。”王国维不同意康德以二元论来解决自由与必然矛盾的做法。康德认为,在现象世界中,一切事物必有他事物为其原因,所以在我们的经验中,到处受因果律决定,因而是必然的而不是自由的。但在经验所不能到达的本体世界,空间、时间、因果律都不能适用,那里是自由的而不是必然的。人作为感性存在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受自然规律和自身欲望的支配,没有意志自由;作为理性的东西,人属于“自在之物”,可以超越现象界,不受自然律和欲望支配而达到意志自律。所以我们必须假设有有一个摆脱感性世界而依理性世界法则决定自己意志的能力,即所谓自由。王国维赞同叔本华认为因果律在自然界与人的意志中同样存在的说法,认为意志进入经验界就无处不受动机支配,意志的本体有没有自由我们无法知道,但在经验的世界中,自由不过是一个空虚的概念,没有实在内容,人的行为总是受因果律支配。王国维在《原命》中宣扬了叔本华的因果律,为生命受幻影支配的悲观主义奠定了哲学基础。王国维认为意志自由“不过一空虚的概念”,并不等于他赞同儒家道德宿命论。自从孟子讲性善,一直到朱熹讲“性者,人之所得于天之理也”,“性即天理,未有不善者也”, 儒家都把人说成先验的具备善性,并把儒家伦理形而上学化,结果导致了道德宿命论。王国维认为抽象地谈论人性的本质或普遍的本性是不可能的,因为人性是什么,关系到知识的内容,普遍必然的知识只能是形式的知识,而经验得来的人性知识,又必定杂以人性以外的因素,也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性”。“性”之为物, “超乎吾人之知识外”。(《论性》)王国维认为超出经验范围论性都是空论,都表现自我矛盾,所以人们不得不从经验界来谈性。他列举中国哲学史上的诸主要派别,证明不管是性善说还是性恶说,都必然变成性善恶二元论。王国维以此否定了儒家的性善理论,而且已经猜测到抽象地谈论人性是没有意义的,因而蕴涵着否定先验人性论的倾向。但是,王国维并没有向否定先验人性论的方向去发挥他的理论。而是得出一个极为悲观的结论:人性不过是善与恶永恒的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