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减少农民富裕农民“去年,我国农业附加值占 GDP 比重已经从 1990 年的 27% 降到 %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使占总劳动力 50% 的人群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占总人口 60% 的农村人口提高收入,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也许只有把一部分农民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减少农民的数量,方为良策。本刊这一期刊发的这组专题报道,对江西省兴国县长冈乡、浙江省嵊州市甘一村的发展变迁所进行的追踪调查,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无论是东部沿海地区, 还是中部内陆,近年来农民种粮收益出现节节下降之势,粮食种植已成为一种比较劣势产业。不改变这种情况, “稳定农业生产”将成为一纸空言种田不赚钱,农民泪涟涟国家对于农业的重视是不言而喻的, “无粮不稳”是数千年中国历史给我们的警训,作为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人们认识到农业的重要性。“十五规划”纲要中提到: “要始终把农业放在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保证农业在提高整体素质和效益的基础上持续、稳定发展,农民收入较快增长。”然而这个“国民经济的首位”的发展却不尽顺利,从宏观的指标看,过去 4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持续下降,已明显低于现时生产能力。据 2001 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 1998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最高峰,为 51230 万吨, 2001 年下降为 45000 万吨,已低于 1993 年的水平,比 1998 年减少了 6230 万吨,在过去 4 年( 指 1996-2000 年期间),全国农产品销售价格指数累积下降了 个百分点。在国际和国内农产品供大于求且价格持续下降的情况下,中国农产品并不具有竞争力,农民通过农业增加农业收入的可能性愈来愈少,农民种植粮食的积极性越来越小。我们的调查在微观上证实了这一点。种田不合算农民不种粮在江西长冈乡,我们调查的 10 户农民中,每户都种粮食,但都是只种供家庭消费的口粮,只有一户种了 10 多亩地的柑桔、蔬菜等经济作物。参加农业劳动的也大多是家中妇女儿童老人,当地人戏称为” 386199 ”部队。浙江甘一村农民则离农业更远, 1/3 的家庭没有农田或者自愿放弃农田, 1/3 家庭拥有农田但是将它转包,另外 1/3 家庭种植农田,却将主要工序承包出去,只有不到十户农民完全自己劳作,但几乎都是 50 岁以上的老农,耕种农田的只剩下” 99”部队。当地的村干部说: “村里 40 岁以下的劳动力几乎没有种田的了, 30 岁以下的从没有碰过农田,剩下的只是舍不得土地的老农了。”农民不愿意种田的理由是充分的。农民们给我们算了一笔账:一方面种田成本如种子、农药、化肥价格不断上升;另一方面粮食价格不断下滑,种田的收益持续下降。长冈乡的地理位置每年能够种植两作粮食。每亩产粮约 800 公斤,早稻、晚稻各 400 公斤,以早稻每 50公斤粮食 37 元、晚稻每 50 公斤 46 元计算,每亩产生收入 664 元,其中化肥农药费用 100 元,耕地费用 60 元,水电费 40 元,种子 20 元,这样每亩地能够收入 428 元。长冈乡人均摊派约 120 元,人均耕地 7 分,平均到每亩地摊派约 170 元,这样每亩地纯收入 258 元,以一家四口平均三亩地来说,如果纯粹务农种粮食,家庭每年可支配收入为 840 元,还不到 1000 元,即使是不考虑家庭其他支出,单单一个孩子的教育就足以使得这个家庭捉襟见肘了。据估算,这样一亩地一个劳动力需投入 30 个工作日,平均每个工作日能够得到的收入不足 10 元,如果外出劳动并找到工作,每天收入远在 10 元以上。对于沿海地区的甘一村来说种粮的吸引力就更加小了。甘一村灌溉便利,气候适宜,属于粮食高产区。这里最多一年可以种三季作物:早稻、晚稻、小麦,亩产在 2000 斤左右。据当地有经验的种田户介绍,如果完全自己劳作,种植一作单季稻一亩田需要种田成本总共约为 250 元,需投入 15 个工作日,总共能够收入 1000 斤稻谷,以现在的单季稻市场收购价每 50 公斤稻谷 55 元计算,折合人民币收入约 550 元,纯收益 300 元,平均每个工作日 20 元,如果种植两作,需投入的工作日和成本加倍,总共能够收入 750 公斤稻谷,即使价格不变,折合人民币收入 825 元,纯收益 325 元,平均每个工作日 11 元多;如果种植三作,投入的工作日和成本变为三倍,总共能够收入 1000 公斤粮食,折合人民币收入约 110 0 元,减去成本以后纯收益 350 元,平均每天 8 元多。而且,以上的分析都是基于村集体已经将农业税和灌溉费用统一支付,不计入成本的前提下,如果计入这些费用,农业收益将会更低。离开农业务工,最低收入每天都有 20 多元,因此,当地 40 岁以下的青壮年几乎没有下田务农的。不种田成了最优的选择,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