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清末禁烟大臣与禁烟总局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清末“新政”时期的禁烟运动是颇有声色的。不甘覆亡的清政府还像要趁着即将逝去的光景一洗自己的烟容垢面似的,迫于国内外禁烟形势的推动,不仅颁布了严令全国禁烟的上谕,签订了《中英禁烟条件》,而且特设了禁烟大臣,并有筹建禁烟总局之议。关于禁烟大臣与禁烟总局问题,以往论著及工具书或语焉不详,或捕风捉影,以至云苫雾罩,直接妨碍了对近代中国禁烟运动史的研究。语焉不详,兹对其分别予以论述考辨,以求教于方家。一、禁烟大臣的设立鸦片烟毒之祸国殃民,甚于洪水猛兽。对鸦片的危害,国人早有认识,雍正初年,闽粤沿海地区有以鸦片拌入烟丝吸食之风,当时就有人上奏指陈: “初吸之时,晕迷似醉,身体颇健, ……迨至年深日久,血枯肉脱,纵自知鸦片所害,急欲止之则百病丛生,或腹痛而脱肛,或头晕而迷乱,或咳嗽而呕吐。一吸此烟则诸病立愈,精神百倍,虽苟延一息,然死期日迫。”耽食鸦片,伤身破财,害己祸人, “及至家业荡尽,称贷无门,即相率为盗”,滋扰社会,朝廷应谕令禁烟, “庶民命拯而盗源息矣”。[1] 于是雍正王朝于 1729 年制定了《惩办兴贩鸦片烟及开设烟馆条例》,颁布了《申禁售卖鸦片及开设烟寮上谕》,这是中国最早的禁烟诏令,但并未止住鸦片的贩卖与吸食。由于英国等西方殖民主义列强要利用鸦片掠夺中国的白银、茶叶、丝绸等钱财,对中国疯狂倾销鸦片,致使鸦片问题愈演愈烈,构成严重的社会危机。 1838 年8 月,林则徐上奏道光,指出鸦片流毒天下, “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2] 这就触及到了清朝统治的要害,令皇帝不寒而栗,为了维护封建政权的根基,道光皇帝在连续八次召见林则徐之后,于 1838 年 12月 31 日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 “驰驿前往广东,查办海口事件”, [3] 办理禁烟事宜。林则徐作为清政府特派的第一位专办禁烟的钦差大臣,揭开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序幕。“清道光中叶以前之禁烟,因系君主专制政治,纶音一降,全国钦遵,执行之责,全在各省督抚,下逮各府州厅县,别无何项机构。”[4] 林则徐作为办理禁烟的钦差大臣,也只是负责广东沿海禁烟,由于西方列强侵略的加紧,再加上清朝统治者的昏庸,林则徐办理禁烟事宜未竟,便被革职查办,发配新疆,其虽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5] 之苦心宏愿,也只能面对鸦片战争的爆发、《南京条约》的签订而空饮余恨了。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 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签订后,清政府步步退让, 鸦片的贸易、吸食、种植逐步合法化、公开化,中华大地笼罩在一片烟毒之中,中国人民既蒙受着烟毒的祸害,也蒙受着“东亚病夫”恶谥的耻辱。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为了挽救中华民族危亡,面对日益严重的烟毒,国内不少仁人志士奔走呼号,或吁请政府明令禁烟,或身体力行,创办禁烟会社,逐渐掀起了禁烟热潮;同时,由于西方列强对华侵略方式的转化和西方一些正义人士对西方利用鸦片毒害中国的指责,国际上也出现了有利于清政府禁烟的形势。在这种环境条件下,清政府于 1906 年9月 20 日,终于颁发了禁烟上谕: “著定限十年以内,将洋土药之害一律革除净尽。”[6] 从此,禁烟运动在全国展开。在清末禁烟新政中, “执行禁烟者,除各省督抚藩臬守巡道各府州厅县外,内而民政部、外而民政司或巡警道,均为新设机关,各有专司禁烟之责”。[7] 其职掌系统为: (内)民政部─(公司) ─掌理全国禁烟事宜民政司综理全(外)总督巡抚巡警道省禁烟各府知府考核所属禁烟各州县、知州县(督理全省禁烟事宜) 各直隶州办理本州禁烟办理本州县禁烟各知州考核所属禁烟布政司考核全省按察司各属禁烟直隶厅同知通判守道考核本道有辖县者同府州巡道所属禁烟无辖县者同县这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全国性禁烟行政运作系统。此外,为加强对全国禁烟新政的领导,清政府还特设了一个新的官职─禁烟大臣。禁烟大臣的出现与土药统税大臣有关。 1904 年,国库几乎一空如洗的清政府下令在全国实行土药统税,将每担土药税捐统统提高到 115 两,声称从此不再加征土药税厘,先由湖广总督试办,然后推广到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旋因溢收数额增大,于 1905 年改为 8 省合办,其他省区,如直隶、山东、山西、浙江、河南、陕西、甘肃、四川、云南、贵州也于 1906 年陆续仿办。[8]1905 年 4月 7 日清政府设土药统捐局于武昌,由户部右侍郎柯逢时兼土药统税大臣。这大概是自林则徐之后,清政府为鸦片问题而设的第一个专门官职,只不过这是打着“寓禁于征”幌子设立的而已。 1906 年 12月 12 日,河南道御史赵启霖上疏清廷,建议改膏捐大臣即土药统税大臣为禁烟大臣。赵奏称: “禁烟之令既行,烟税必渐次短绌,征收断不能如从前之严,是膏捐办法不得不酌量更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