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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贵族身份是一种避开受别人鄙视的工具，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因为那些不敬重贝多芬这个作曲家的人，却很敬重贝多芬这个贵族身份，因而当有人对他贵族身份的真实性提出异议时，他就会大发雷霆。他的革命信念帝国警察局知道得非常清晰。这使他始终担忧会遭到迫害。因此，为了避开遭遇迫害，他有时克制住对巴结奉承的厌恶，在自己毫无天赋的学生和庇护者鲁道夫大公面前说上很多恭维话。在叙述这一切的时候，罗兰一味反复地说：天才的这些错误和失败不应当把我们的眼睛遮住，使我们看不到他的宏大。这仅仅是对时代作出的不行避开的让步。的确，罗兰在这里指出的有关贝多芬特性的新观点，同他《名人传》原先的构思是不冲突的，而只是对这一构思作了更明确的修改。我们更清晰地看到了艺术家苦痛的深度，同时也看到了艺术家道德的宏大，因为艺术家擅长不顾一切地爱护自己内在的人的本质，从而爱护了自己的创作天才，使其不受有害的影响。
我们不能不敬佩米开朗基罗：他创作了很多作品--尽管遇到了多数的障碍。在这些作品中体现了“一股象飓风一样猛烈的强大生命力”。罗兰英雄传记的感染力并不在于确定苦痛，而是在于克服苦痛，战胜苦痛。这一成功罗兰本人并不是轻而易举地取得的。后来他在《伴侣》集的引言中写道：hellip;hellip;在我的《米开朗基罗传》的序言中，我不无苦痛地对____的悲观主义表示了抗议，我非常清晰在自己身上和在别人身上的这种悲观主义hellip;hellip;?因为它导致了对人类进步的否定，而反动势力却同它结成联盟。谁同反动势力作斗争，谁就应当同悲观主义作斗争;我在自己心里也在同它作斗争，所以这绝不是一件极其轻松的事!这一斗争的痕迹在《名人传》中是自不待言的。罗兰思想上的冲突，与其说是表现在他把自己主子公遭遇的苦痛放在首位，倒不如说是表现在他多处(特殊在《米开朗基罗传》中)抽象地、超历史地论证了这一苦痛，并把它说明成为是人所具有的，并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非理性热忱的影响。可是在《名人传》中，现实主义地、历史主义地看待人这一点得到了更加令人信服的和更有力的确定。在罗兰创作的传记中的每一个主子公，最终都是被作为自己民族、自己时代的产物加以描写的。他们中每一位的苦痛经验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偶然事务的影响和人类天性的内在气质造成的，而是由社会的残酷规律造成的。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艺术家跟大多数人民一样都是处于从属地位，都是在被奴役的人之列的。一个宏大的艺术家，作为非正义的牺牲品，作为社会压迫的对象的这种主题，经过罗兰的很多艺术加工同样也体现在他的英雄传记中。
“我为教皇服务，不过是迫不得已的，”米开朗基罗说，“一个教皇死了，另一个教皇即位”。米开朗基罗，自由的米开朗基罗，一辈子只能一个轭换上另一个轭，重新更换主子。尤里乌斯二世，利奥十世，克雷芒七世，保罗三世，保罗四世--他们都先后支配过米开朗基罗的才华hellip;hellip;最神圣的和最显贵的主子们用各种怪异念头作弄米开朗基罗，交给他一些不符合他心愿的工作，强迫他去画一些以前没有完成的全部大型的新作;对他进行诽谤，在他的四周搞阴谋，想方设法离间他和水平相当的画家莱奥纳多和拉斐尔的关系;用各种挑剔和威逼恐吓去熬煎他，到处替他设置障碍。他不止一次地不得不承认：“他耗费了极大的精力、才华、欣悦的灵感，结果都徒劳无益!”熬煎着他的精神悲剧的主要根源就在这一点上，而不是在人类自古以来的本性上!罗兰还揭示了这一悲剧的另一个方面。在有关米开朗基罗一书中，表现出了作者高度自发的历史主义。他看到了曾被文艺复兴时期载入人类史册的事物--获得解放、令人欢欣鼓舞的事物;但他也看到了文艺复兴时斯的内在冲突。在某种程度上说，罗兰同托马斯middot;曼彼此呼应，罗兰再现了那个历史时斯的意大利的气氛。他着重强调了人物的和善，描写米开朗基罗的慈善活动，报道贝多芬令人感动地关切自己放荡的侄儿(孤儿)--全部这一切今日看来都是天真无趣的和多愁善感的。可是罗兰认为仁爱是大艺术家不行缺少的品质--不仅在崇高的志向和感情方面，而且在平常的行为方面都是如此，在很多欧洲学问分子认为擅长超过一般人，站在“善与恶的另一边”是艺术家的高尚美德的时代，罗兰援引了贝多芬的话：“我不知道其他更高的准绳，除了和善之外。”罗兰选择作为自己主子公的恰恰是这样一些宏大人物，即罗兰能够通过颂扬他们的强有力的、充溢思想的、焦虑担心的和热忱洋溢的创作去对抗他在自己四周看到的那种庸俗艺术的伟人。论贝多芬和米开朗基罗这两本书的悲剧观点的产生缘由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