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新型城镇化与城市规划
新型城镇化与城市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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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纵观政府和中共十八大报告，“新型城镇化”和“美丽中国”是贯穿中国未来发展的两大主题。新型城镇化成为政府部门和各类咨询机构在构建年度策略中济条件下的规划转型。早期人类历史上的城市多是政治导向型的城市，不管是都城还是军事城市，统一规划比较容易发挥作用。后来随着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商品经济兴盛，统一规划面临严峻挑战。近代工业化以来，城市发展背后的市场力量使城市的发展更多地追逐市场的需求，城市变得越来越失控。于是才有现代城市规划的诞生。现代城市规划既是试图克服市场盲目性的，又是必须符合市场规律的。我们从计划经济模式中走出，并未彻底摆脱计划经济的思想桎梏，更不用说在市场经济机制下对规划本质及方法的完全把握了。与此同时，中国的政治体制仍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决策系统，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是自上而下的政府主导型和未规范化的市场莽撞型的混合。城市规划和发展的过程中充斥着权力和市场的博弈。在这样的城镇化背景下，作为一位规划师，既无法摆脱政治权力对于空间资源和其他资源的绝对支配能力，又不能不充分考虑到市场的因素来配置空间及其它资源。规划必须要从政治和市场经济两个角度同时出发。
再一个问题就是，中国这么大人口的城镇化绝对不可能靠少数特大城市来完成。它一定是大中小型城市，乃至是更小的城镇来一起完成一个城市体系。不同规模的城市，有不同的政治和经济重要性，它在城镇化中所能够扮演的角色和它所能够接纳人口的规模是不一样的。超大城市的自然承载力有限，将所有的城镇化人口都集中在大都市是不现实的。我认为一定要发展各种规模的城市来适应。比如上海作为一个单一城市的人口承载力有限，但如果上海是由更多的中城市，小城市共同组成的城市群那么它的人口承载力就会大很多。当然大城市本身也不应该在新型城镇化中被轻视。大城市的能量极大，所以它还是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能扮演中小城市无法扮演的角色。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特大城市的空间资源和其它的自然资源使用的效率还是偏低，尽管这些城市已经很挤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空间已经产出了应该产出的经济和文化能级。同样的人口规模，同样的人口和空间密度，与一些现代化国际大城市相比，上海的经济文化还有极大的提升空间。一个高能级的紧凑型城市除了拥有较高的空间密度外，更重要的是要增加其经济产出的密度，并最终以此来
不断提高城市的能级。 最后，中国新一轮城镇化一定要给予历史文化以极度的关注，决不能以切断千百年文明为代价。所有的城市发展都应视破坏历史文化为严重犯罪行为，遭国人所唾之。毁掉历史连续性的城镇化必然是失败的城镇化。 袁奇峰（中山大学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 从学术上来说，我觉得新型城镇化这个词不存在。城镇化没有什么新型或者旧型，但是我们一直在说城镇化有两个阶段：一个是数量阶段，一个是质量阶段。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的城镇化是完成了一个和工业化同步的以城市人口数量增长为特色的城镇化，但是这个阶段的城镇化是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期中实现的，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也积累了大量的社会矛盾。 现阶段我国数量阶段的城镇化还要继续，工业化也还在进一步推动数量的增长，当然人们希望未来的增长是高质量的，大家也会日益重视质量的提升，在发展中解决存在的问题。从这意义上来说，城镇化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它正在从数量阶段到质量阶段转化的门槛上。严格讲
“新型城镇化”不是一个学术词语，而是一个政治词语。在中国目前背景下意味着党和政府要加强对城镇化的领导和引导，更加关注城镇化质量的提升。 怎么去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呢？这是人们需要重视的问题，因为城镇化是国家重大社会转型过程，是和国家工业化同步的。中国的工业化来自于冷战结束以后全球产业分工这样一个大背景。在这样的地域分工里面，因为自己大量的劳动力和比较稳定的政局，我们获得了国际制造业产业分工这样一个角色。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在最近20年的发展中承担了世界工厂的角色，这是世界产业转移给中国带来的重大机遇。中国工业化得益于国家在30年以前开启改革以追求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为诉求，得益于我国在50年前鼓励生育的政策积累了大量剩余劳动力，以及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所具有的强大发展驱动力。正是因为有了国际产业分工，中国有了成为世界工厂的机遇，才有了中国这20年的快速工业化。 正因为外源式的工业化看重的是我国极低的劳动力成本，因此发展的结果必然会积累大量的问题。一方面是工业化大量的推进体现为人口大量向第二、第三产业的转移，反映成为一个城镇化水平的不断
提升；另一方面，也正因为是低成本的城镇化，就必然会积累大量的社会矛盾和环境问题。特别是2000年以后这10年对工业化、城镇化的反思越来越多。对低成本的城镇化就有很多批评。这就是一个悖论：当年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