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中国与NAFTA经济波动的协动性研究
方建春 摘要:本文针对中国与NAFTA经济波动的相互作用与影响这一日益重要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计量检验。结果表明,自1989年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以来,中国经济的持续性比NAFTA经济稍强,s Database)数据库。实证分析中,时段的选取主要参考了中国经济、NAFTA经济以及世界经济中的一些重要时点。
(二)中国与NAFTA经济波动的相关关系
相关分析是为了考察中国与NAFTA经济波动的相关性,分析中国与整个NAFTA经济波动相关性强弱演进的历史路径。中国与NAFTAGDP增长率的横向相关关系考察中国与NAFTA经济协动性(co-movement)的强弱。
从相关分析来看,中国与NAFTA经济波动的相关性大致经历了先增强,再减弱到再增强的过程(见图1和表1),这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和一些全球性经济事件有关。从1989--1991年,由于西方的经济封锁,中国与NAFTA经济波动呈现高度负相关,相关系数-。从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始,中国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与NAFTA之间的经贸关系日益密切,经济波动转变为弱的正相关,从1992--。从1997--2001年,由于亚洲金融危机和互联网泡沫的破裂,中国与NAFTA经济波动的同步性再度降低,。从2002年开始,无论中国经济还是NAFTA经济都进入了新的一轮增长期,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明显增强,。
中国与NAFTA三国经济波动的同步性也不尽相同,中国与美国、墨西哥经济波动的同步性一直处于上升到趋势。中国与加拿大经济波动的同步性经历了先增强再减弱到再增强的过程。
对中国与***贸易区GDP增长率数据间的横向相关关系的考察中(见表2),一阶自相关表示了各自经济的持续性(Pemistence),经济的持续性表示下期的经济活动延续本期经济走势的趋势;标准差反映了各自经济的稳定性;横向相关关系则反映了中国与NAFTA经济间协动性的强弱。表2显示,与NAFTA经济相比,中国经济的持续性较强,波动性较大,这与中国由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通胀转变为中期的通货紧缩过程有关,再加上亚洲金融危机的作用,影响
到了经济稳定性在整个时间序列的表现。从横向相关关系来看,中国经济与整个NAFTA经济呈现正的协动性。中国经济波动滞后于NAFTA经济波动约3年时间,说明中国经济对NAFTA经济具有较强的依赖性。
(三)中国与NAFTA经济波动的因果关系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与***贸易区GDP增长率之间有着明显的相关性,但这种相关性并不代表因果关系,因此,需要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进一步考察中国与NAFTA经济波动间的因果关系,以及变量间的相关性是否属于伪相关问题。
结果显示,NAFTAGDP不是中国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表明在99%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贸易区GDP是中国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这表明中国经济可以从NAFTA经济增长中受益。中国GDP不是***贸易区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不能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中国GDP对NAFTA GDP增长的影响还有限。我们通过协整检验也证实了***贸易区GDP与中国GDP增长具有一定的长期均衡关系(检验过程从略),但中国与NAFTA经济的相互影响具有不对称性,中国的影响力相对较弱。
美国GDP不是中国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表明在99%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美国GDP是中国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这表明美国经济对中国经济的运行具有较大的影响。但中国GDP不是美国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不能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中国经济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力还有限。
加拿大GDP不是中国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表明在99%的置信水平下,可以认为加拿大GDP是中国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中国GDP也是加拿大GDP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墨西哥GDP与中国GDP增长之间互不构成格兰杰原因,表明两者间的经贸联系还有限,相互间的影响力也还不强。
由于格兰杰因果检验和协整检验仅反映中国和***贸易区GDP波动的因果和长期均衡关系,为了更好地考察二者相互影响的路径,本文采用VAR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来考察中国与NAFTA经济波动相互传导的动态路径。VAR模型考察变量间的关系时,其最大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