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六个万州人的大城梦
许明进:钟楼越来越矮万州越来越高
方有成
3月11日,春天的万州,阳光灿烂。
50岁的万州港囤船水手长许明进,穿上一件救生衣,到万州港囤船上报到。
许明进要与岸边钟楼在鲜花丛中,宋伦英笑颜如花。
宋伦英,38岁,原住万州区大周镇永定村。2001年,她移民到万州高笋塘乌龙池社区。
“刚来那两年,日子还过得去。”宋伦英说,那时,丈夫在餐馆当厨师,她在饭店当服务员,生活虽不富裕,但很安稳。
“可一切都在2003年改变了。”谈起不幸,宋伦英一脸忧郁。
“女儿先是左手骨折,被诊断为患有先天性肱骨畸形症,花去治疗费一万多元;第二年,女儿右手又骨折,花光了家里积蓄。”宋伦英说。
随后,宋伦英自己患上严重的胃溃疡,无法上班,就在她病情稍稍稳定时,一个更大的灾难降临:丈夫患上眼角膜癌,左眼被切除。
“日子太难了,两人都没有了工作,为治病,能够借钱的地方都借遍了。过年时,因为没钱,家里连一斤猪肉都买不起。”宋伦英眼里泛起泪花。
如何改变家庭处境?宋伦英夜夜难眠。
恰在此时,高笋塘街道办事处建立了“零就业”家庭“一对一”帮扶机制,宋伦英一家成为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晏军的帮扶对象。
2006年1月,晏军上门了解情况时很吃惊:宋伦英家庭如此困难,竟没有申请低保!
“我感觉吃低保丢人,我只想找点事做,自力更生。”宋伦英的回答令晏军万分感动,从那时开始,这个苦难的家多了一双有力的援手。
“万州城市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宋伦英说,“一天,晏主任对我说,你开个花店吧,城市大了,人们就会有买花的****惯。”
“在晏主任的帮助下,我贷了两万多元,在这里开了家花店。”宋伦英说。
花店生意出人意料地好。“印象最深的是2007年腊月初六,万州移民广场旁边一家餐饮店要开业,到我这里订做了150个花篮,可把我高兴坏了。”宋伦英说,“那天晚上特别冷,寒风呼呼地刮着,直到凌晨4点才制作完毕。尽管全身又酸又疼,可我心里却像喝了蜜一样甜。”
“这两年,随着万州城市规模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花店生意也越来越好。”宋伦英说,“今年春节,可真是把我忙坏了,脸上都生了冻疮。”
但宋伦英觉得特别幸福:“我不但还清了所有债务,还买上了洗衣机。”
听她讲述这一切,笔者的眼睛湿润了,她却一直在微笑。
刘红军:一天胜过一月
李冬
数十米高的岸桥上,刘红军独坐操纵室,一边紧紧盯着仪表,一边轻轻转动手柄,长长吊臂准确无误地深入船舱,紧紧锁住两只集装箱。
按几下按扭,又转动手柄,钢丝绳“悉悉索索”收紧,两只集装箱顺着滑道拽出船舱,在空中划出一条漂亮弧线后,精准地落在岸桥下的拖车上。
这是2010年3月8日,江南集装箱码头生产组组长刘红军的普通一天。
一年前,刘红军还在红溪沟码头开门吊。他是2003年到红溪沟码头的,此前,他在万州牌楼作业区开吊车,干了整整八年。
“牌楼作业区的条件,在当时看起来已经不错了,但与现在相比,还是有天壤之别!”刘红军说。
上世纪90年代末,牌楼作业区是一个很大的装卸码头,有几台当时比较得力的起重设备,每天装卸的物资都很多,但因整体基础设施落后,一旦货物来港猛然增多,码头就无法消化。
“当时吊车的最大起重量只有十吨,有时来了一艘大船,如果对方对下货有时间要求,那我们就必须加班,干到凌晨四五点是常事。”刘红军说,“那时,码货、上车,都离不开搬运工,操作室环境艰苦,冬天冷,江风能把手吹出一条条口子;夏天热,一个班次下来,全身上下都被汗水浸透。”
因为工作勤奋、技术过硬,刘红军当上了生产小组长。2003年6月,他被调往万州第一个现代化码头――红溪沟码头。
到了红溪沟码头,老旧设备没有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三座大型门吊,每台价值上百万元,起重能力是吊车的好几倍。
换了新环境,有了新装备,刘红军干得更带劲了。
“货物装卸全是机械化、电气化,繁忙港口,货轮穿梭,门吊开动,马达轰鸣,汽笛声声……”刘红军抒情地说,“但再也看不到成群结队的搬运工了,更听不到工人搬货时喘着粗气的号子声。”
2008年底,随着江南集装箱码头一期工程完工,刘红军再次搬家。
“我一踏上新码头,心情立刻激动起来。”刘红军说,“几个足球场般大的场地、几十米高的岸桥、各种现代化设施,让我看花了眼。”
更让刘红军高兴的是,他要操纵泊位上那台价值1000多万元的大型岸桥。
“岸桥功能超级强大,现在干一天活可以顶过去一个月!”刘红军自豪地说,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