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1973年的弹子球
村上春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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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1973
喜欢听人讲陌生的地方,近乎病态地喜欢。
有一段时间——10年前的事了——我不管三七二十一,逢人
就问自己生身故乡和成长期间住过的地方的事。那个时代似乎极
端缺乏愿意听人讲话那一类型的人,所以无论哪一个都对我讲得
十分投入。甚至有素不相识的人在哪里听说我这个嗜好而特意跑
来一吐为快。
他们简直像往枯井里扔石子一样向我说各种各样——委实各
种各样——的事,说罢全都心满意足地离去了。有的说得洋洋自
得,有的则怒气冲冲,有的说得头头是道,有的则自始至终令人不
知所云。而说的内容,有的枯燥无味,有的催人泪下,有的半开玩笑
信口开河。但我都尽最大努力地洗耳恭听。
原因固然不得而知,反正看上去人人都想对一个人、或者对全
世界拼命传达什么。这使我联想到被一个挨一个塞进纸壳箱里的
猴群。我把这样的猴们一只只从箱里取出,小心拍去灰尘,“呼”一
声拍打屁股放归草原。它们的去向我不知道。肯定在哪里嚼着橡
树子什么的,然后一只只死掉——命运是奈何不得的。
这的的确确是一桩事倍功半的活计。如今想来,假如那年举办
“热心听他人讲话者世界大赛”,毫无疑问我将荣获冠军。作为奖
品,大概至少能得到一盒炊用火柴。
我的交谈对象中有一个火星出生的和一个金星出生的。两人
的话给我以极深的印象。最先讲的是土星。
“那里嘛……冷得不得了。”他呻吟似的说,“一想都发、发晕。”
他属于某个政治性团体,该团体占据了大学校园的九号楼。他
的座右铭是“行动决定思想,反之则不可”。至于什么决定行动,却
无人指教。可九号楼里有饮用水冷却器、电话和洗澡的热水,二楼
甚至有蛮别致的音乐室,里边有两千张唱片和A5阿尔特克唱机,
堪称天堂(较之有一股自行车赛场厕所那种味道的八号楼)。他们
每天早上用热水齐刷刷刮去胡须,下午兴之所致地一个接一个打
长途电话。到了晚上,聚在一起听唱片,以至秋天结束的时候他们
个个成了西方古典音乐爱好者。
11月间一个天晴气朗的午后,第三机动队冲进九号楼时,据
说里边正用最大音量播放威瓦尔弟《谐调的幻想》。真假弄不清楚,
却是围绕1969年的温馨传说之一。
我从堆得摇摇欲坠的用来作路障的长椅下面钻过时,正隐约
传来海顿的G短调钢琴奏鸣曲。那撩人情怀的气氛,同爬上开满
山茶花的山坡小路去女朋友家时一模一样。他劝我坐在最漂亮的
一把椅子上,把温吞吞的啤酒倒进从理学院弄来的宽口瓶子里。
“而且引力大得很。”他继续讲土星,“一个家伙踢在口里吐出
的香口胶残渣上,竞踢裂了趾甲。地、地狱啊2”
“是够意思。”我隔了两秒附和道。那时候我早已学到了各式各
样——不下三百种——附和方式。
“太、太阳小得很,小得就像从外场看放在本垒上的一个稿子,
所以总黑麻麻的。·”他叹息一声。
“大家干吗不离开呢?”我问,“容易生活的星球另外也是有的
嘛,何苦……”
“不明白。怕是因为生在那上面的吧——是、是这么回事。我
大学毕业也回土星。建、建设一个美好的国家。搞、搞、搞革命。”
总之我喜欢听遥远地方的故事。我像冬眠前的熊一样贮存好
几个这样的地方。一闭上眼睛,眼前就浮起街衢,现出房舍,传来人
语,甚至感觉得到人们那大约永远一成不变的、徐缓然而实实在在
的生之潮流。
直子也跟我讲过好几次。我一字不差地记得她的话。。
“不知道怎么称呼才好。”
直子坐在阳光明朗的学校休息室里,一只手支着脸颊不无厌
烦地说着,笑了笑。我耐住性子等她继续下文。她说话总是慢悠悠
的,总是字斟句酌。
我们面对面坐着。中间一张红色塑料桌,桌上放有一个满满装
着烟灰头的纸杯。从高高的窗口如鲁本斯的画一般射下的阳光,在
桌面正中间画出一条线,将明暗截然分开。我放在桌面的两手,右
手在光照中,左手在阴影里。
1969年春天,我们都正20岁。休息室给我们这些穿着新皮
鞋、夹着新讲义、脑袋里灌满新脑浆的新生挤得再无插足之地,身
旁始终有人因碰撞而互相埋怨,或互相道歉。
“那根本算不上城市。”她继续道,“有一条笔直笔直的铁路,有
个车站。车站不成样子,下雨天司机恐怕都看不见。”
我点下头。’尔后两人一声不响地茫然看着在光照中摇曳不定
的香烟的烟。
“车站月台上总有狗从这头走到那头。就这么个车站,明白?”
我点头。
“出了站,有块小小的交通岛,有汽车站,有几家店铺。…·店铺
都傻呆呆的,一直走过去就是公园。公园有一架滑梯三座秋千。”
“沙坑呢?”
“沙坑?”她慢慢想了一会儿,然后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