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一、有人认为, 30 多年来,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而政治的改革和发展却相对滞后,请谈谈对这一观点的认识。答: 相比经济改革, 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主要原因我认为有四个方面: 第一, 多数人民群众混淆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变革以及社会维稳的概念, 政治改革行动在基层不得民心。改革开放以来, 在很多人的意识中仍然存在一种误区甚至形成了思维定势——即一说到政治体制改革, 就认为会影响社会稳定, 就会导致“西化”甚至国家政权“大地震”。有些人把“稳定压倒一切”作为拒绝政治体制改革的托词; 也有些人把前苏联的解体归咎于政治体制改革, 在中国不断制造“政治体制改革恐惧症”。然而大量事实证明, 苏联剧变从根本上说是执政党及其政府官员***变质, 脱离人民群众, 形成了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集团, 这种***落后的上层建筑构筑的生产关系严重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如果硬要说苏共的倒台与政治体制改革有关的话, 那也只能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和改革不当造成的, 我们不能武断冒信, 以此作为拒绝改革的理由。第二, 始终没有摆脱姓“资”姓“社”的困扰。自从 1992 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以后, 经济领域姓“资”姓“社”的问题虽然不能说完全解决了, 但是这方面的困惑和争议大大减少, 而在政治领域似乎仍然受着姓“资”姓“社”的困扰。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尽管困难重重, 但总是不断有所突破。相比之下, 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性突破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取得的。一提到政治体制改革, 有些人马上就和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多党制扯在一起, 于是在有些地方政治体制改革几乎成了禁区。在这个问题上, 我认为主要有三种倾向的干扰: 其一是把政治体制改革等同于照搬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 其二是用消极的目光审视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在得出今不如昔结论的同时表现出对改革开放前社会状态的眷恋, 甚至主张用文革手段解决当前的社会矛盾和问题; 其三是完全无视我国存在的现实矛盾和问题, 把我国的政治体制描绘得完美无缺, 以达到拒绝改革的目的。第三,政治体制改革往往是缺乏具体步骤的规划设计。我们看到,经济体制改革既有远景目标———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又有战略步骤———“三步走”发展战略, 还有“五年规划”、“十年规划”等一系列的规划设计, 甚至还规制出了每个阶段各个领域和行业所要达到的具体数据指标, 而政治体制改革的阶段性目标和步骤则显得比较笼统模糊, 这是政治体制改革进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第四,政治体制改革最大最直接的阻力来自权力主体。政治体制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权力的重新配置, 特别是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衡, 而这也就意味着某些既得利益的丧失。一方面, 权力主体应该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组织策划者、推动者和具体操作者, 而另一方面, 权力主体在很大程度上又是需要改革的对象。实践证明, 当改革者自身成为改革对象的时候, 改革是很难进行下去的。这就陷入了一个改革的逻辑悖论。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所指出的:“现在的改革太过依赖于官僚机构自身。官僚机构自己设计改革, 自己实施改革, 所以不可避免地造成‘左手改革右手’的局面。这样, 改革往往陷入无限的既得利益的博弈,改革成了各方争取更多利益的工具。”从改革的实践过程来看也确实出现了这种倾向。本来是一个好的改革动议, 也常常在操作中走样变形, 甚至会出现与改革出发点南辕北辙的背反现象。因此,要破除那种把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的本末倒置的?伪稳定观,理直气壮地、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社会稳定是建立在社会和谐基础之上的, 在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化、尖锐化的情况下, 采用强制性的手段造成的“稳定”只能是表面的和暂时的, 最终将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根本的解决方法是通过体制改革调整利益关系, 化解政治矛盾, 促进社会和谐, 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的真正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说, 政治体制改革恰恰是社会稳定的必要手段和重要途径。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摆脱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姓“资”姓“社”的困扰, 研究设计出阶段性的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规划日程表。政治体制改革还特别需要共产党人具有奉献和牺牲精神。因此, 目前亟需解决的, 是需要干部阶层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按照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和执政理念, 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勇于牺牲既得利益。这是对党的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党性和执政能力的真正考验, 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乃至整个改革能否取得成功的根本所在。二、有人说, 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经济成分多样化, 分配方式多样化,利益关系多样化,社会思想、价值观念多样化,所以指导思想就应该多元化,请针对上述观点做出评析。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分开来看。第一,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社会经济成分多样化, 是不是指导思想可以搞多元化呢?毫无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