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环境规制、股权结构与企业环保投资
[提要] 随着环境问题日益凸显,社会公众及政府对环境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政府出台的环保政策也日益增多,对企业的要求也逐渐提高。以政策为导向的企业,政策对企业的环保投资行为有着重大影响。同时负面影响。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费用,增加企业的生产经营负担,但是可以通过政府给予的绿色创新补偿等途径为企业减负,绿色技术的适用也会带来生产效益或净收益。
环境作为公共产品,具有明显的外部性特征,企业自身生产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其环境成本与后果基本是由政府或社会公众承担。但作为环境污染的主体制造者,其保护环境,进行环保投资,是企业当前应当付出的费用,但由于经济收益具有滞后性和很大的不确定性,由于企业资本的逐利特性,大部分企业不愿意主动增加环保投资费用。
合法性理论是指促使企业采用符合社会公众期望的结构形式的观念共识。随着环保法规的不断完善,一方面企业不得不进行适当的环保以满足合法性规范以及社会期望,因此企业被动增加环保投入以满足环保法规的要求;另一方面合法性通过投资者对企业环保投资行为的认可,激励企业主动地承担环境责任。李永友等从环境规制视角指出,促使企业进行污染治理投资的主要原因是满足政府的合法性要求,是对政府环境规制压力所作出的应对。依据不同研究,得到的结果也显现出较大的差异特征。Arouti等认为,环保投资受到的影响作用显现出先增后减的现象,过高强度的环境管制会促使企业支出更多的与生产不相关的费用或者加重生产成本,甚至导致企业失去竞争力。在国内研究中,众多学者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有利于环保投资水平的提升;马衍等发现规制程度越高,企业越少进行投资;张功富则认为政府的干预对企业环保投资决策没有正面影响,反而越是政府规制强度高的地区,环境污染情况越严重;唐国平等发现,二者之间呈现“U”型相关,呈现先减后增趋势;李强等研究结果发现两者呈倒“U”型相关,即企业的环保投资规模会随着下降,即总体会呈现出一个先增后减的变化。 (二)股权结构与企业环保投资。股权结构是企业内部的治理基础。在现行市场环境机制中,上市企业具有普遍的股权集中度高的特征。在股权集中度比较高的股权结构下,当企业进行投资决策时,控股股东倾向于将资本投入能够增加企业经济价值的投资之中。唐国平等也发现,上市企业的股东与高管层在环境投入方面表现出消极倾向且具有高度的共识。王海妹等研究发现,管理层在企业中拥有的经济利益相关程度越高,其基于自己利益可能做出不利于环保投资的决策。但早期的实证研究中,李正、王丽红等发现,股权结构与企业环保投资并无显著的相关性。
综合以上分析,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业,更倾向于将资金投入到预期收益快的经济项目中,以获取经济价值和市场价值。而进行环保投资,如购买环保投资设备等投入属于非经济-非盈利项目,虽然波特假说认为企业对环保研发的投入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加企业的市场价值或在环保创新项目中获得收益,但因收益的滞后性与不确定性,又由于合法性理论,企业只有在遵循制度约束下才能生存而不得不进行环保投资,但当环境违背成本小于可获得的利润时,企业往往选择搁置环保投入。由委托代理理论可知,管理层的薪酬与业绩相关,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会出现股东与管理层的“合谋”行为。基于以上,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环保投资规模呈倒“U”型相关关系
假设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环保投资规模呈负相关关系
假设3:股权制衡度与企业环保投资规模呈正相关关系
假设4:管理层持股比例与环保投资规模呈负相关关系
二、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与定义
1、被解释变量:企业绿色投资规模(EI)。以往文献对环保投资主要采取以下几种度量方法:(1)唐国平、李强等采取比值法,即将投入的环保投资总金额与平均总资产的比值来表示;(2)李冰则对所有的环保投资总额进行对数化处理;(3)张三峰等采用将核算对象进行加总的方式,以此反映应被解释变量企业环保投资数额,不进行其他处理;(4)毕茜等采用“内容分析法”对其公布的社会责任报告等相关内容定量评分,以衡量环保投资规模。由于本文研究的对象为涉旅上市公司,这些公司所属的行业包含重污染与非重污染行业,其对于环保投资的投入不仅仅限于金额,因此采取毕茜所构建的“内容分析法”来定量分析企业的绿色投资额。通过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中的“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一项的内容根据其投入程度进行定量评价来衡量每一个条目的评分,最终汇总得出总的评价。需对企业披露出的环境投入进行分类后作出评判,每项在0~3分之间进行赋值,分别代表没有投资、投资略少、投资中等和投资充分。评价体系如表1所示。(表1)
2、解释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