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量刑建议实证分析
量刑建议实证分析
——以检察机关量刑建议的采纳率为对象
苏镜祥
【专题名称】诉讼法学、司法制度
【专 题 号】D415
【复印期号】2022年08期
【原文出处】?政治与法律?(沪)2022年2期以说明。接受调查的71名法官中，有60名表示对控、辩双方的量刑意见都会重视，但仍有10名法官表示更重视控方的量刑意见。检察官和律师自身对其量刑意见被采纳情况的评估也可以进一步说明：大多数(％)公诉人员都认为量刑建议绝大多数都被采纳，仅有少数(％)公诉人员认为量刑建议很少被采纳；与之相反，律师群体对自己的量刑意见是否为法院采纳看法比拟多元，但相比公诉人员明显不自信，有相当比例(％)的律师认为只有少局部量刑意见为法院采纳。
    (二)是量刑参考吗：基于量刑建议与量刑结果的比照
    虽然法官主观上对量刑建议的评价并不高，大多认为应当同等重视控辩双方的量刑意见，对量刑建议不必刻意关注，但这样的认识与公诉人员和律师的看法并不一致，因此，还需要从客
观方面来评估量刑建议对量刑的实际影响，即将量刑建议与量刑结果进行比照分析。在此以G区法院2022年刑事审判卷宗包含的25份量刑建议书和判决书进行比照分析。⑧
    对这25份量刑建议书及对应的案件判决书比照分析可以发现，量刑建议与量刑结果之间的关系存在以下特征：第一，绝大多数案件都在检察官建议的刑度范围内量刑。在25个样本案件中，只有1名被告人的量刑是在建议刑度范围之外的，换言之，量刑建议采纳率到达96％。这与全国量刑建议高采纳率的总体情况相吻合。第二，检察机关建议刑度的上限似乎对法官量刑产生了“天花板〞作用，没有发现法院量刑超出检察官量刑建议幅度上限的情形。这意味着检察机关建议刑度的上限具有为防止法官量刑“畸重〞或“偏重〞提供参照的功能。从实践来看，在定性不变的前提下，即使量刑超出了检察机关建议刑度的范围，也一般表现为低于建议刑度的下限，并未有超出建议刑度上限的情形发生。当然，如果法官与检察官之间对案件定性认识不一致，那么可能导致超出建议刑度上限的情形出现，不过这已经超出量刑建议本身所涵括的范围。第三，在检察机关建议刑度的范围内，法院量刑总体上呈“就低不就高〞
的轻刑化倾向。经统计发现，这种轻刑化表现为两个具体方面：一是绝大多数(23名)被告人的量刑都分布在检察官建议刑度中间线及以下，只有2名被告人的刑期是在建议刑度中间线到上限之间；二是被告人的量刑分布具有“集聚效应〞，即被告人的量刑集中分布在量刑建议刑度的下限周围和量刑建议刑度的中间线周围。在25个样本案件中，有12名被告人的量刑分布在量刑建议刑度的下限及附近，有10名被告人的量刑分布在量刑建议刑度的中间线及附近。有实证研究说明，这种“量刑就低不就高〞现象并不是G区特有。比方重庆市某区法院在采纳检察院建议刑种的判决中，没有法院判决高于量刑建议的情形；％。⑨
    不过，受访法官并不认为“就低不就高〞量刑意味着轻刑化的判断，他们认为量刑建议与量刑之所以呈现这种关系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检察官求刑的重刑化倾向。实际上，基于检察官本身的胜诉冲动和打击犯罪的政策导向，“高提低判〞本身就是一种公诉策略，很难防止。而且“轻刑化〞本身就是相对而言的，即使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背景下，检察官对“从宽处理〞的理解也比法官更保守一些。二是检察官作出量刑建
议时所依赖的量刑信息不如法官丰富，尤其是被告方及辩护律师所掌握的对被告人有利的酌定从宽量刑情节，往往要在庭审时才提出；而且与定罪事实具有稳定性不同，被告人的罪后量刑情节具有动态性，比方被告人当庭自愿认罪等。三是法官与检察官对量刑事实是否存在的认识不尽一致，比方被告人自首是否成立、共同犯罪中主从犯的区分等，并且就特定量刑情节对宣告刑的调整幅度存在差异。⑩
    三、量刑建议采纳率的影响因素
    前述分析说明，无论法官们是否愿意成认，其量刑落在量刑建议刑度范围内的概率都非常高，即量刑建议采纳率很高是不争的事实。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呢?笔者认为其既与量刑建议的形成机制有关，也与量刑建议的采纳机制有关，而更为深层次的原因那么与刑事诉讼结构和刑罚价值理念有关。
    (一)技术性因素——相对确定型量刑建议
    理论上，依据量刑建议的内容及表现形态，可将其划分为三种类型：概括型量刑建议、相对确定型(幅度型)量刑建议和绝对确定型量刑建议。(11)与日本、德国等国的量刑建议低采纳率相比，我国的量刑建议采纳率之所以如此高，最直接的原因在于量刑建议模式不同。他们实行的是
绝对确定型量刑建议，而我国主要实行具有较大弹性空间的相对确定型量刑建议。显然，着眼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