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文化自信与革故鼎新
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文化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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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心时代”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是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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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天下无心外之物、无心外之理的命题。认为孝、弟、恻隐之心为人所固有，不假外求。主张“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认为求理不在“格物”，而在“致知”，“致吾心良知之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皆得其理”，从而以一元论的“良知”说代替了程、朱客观唯心主义的“天理”论。王守仁认为“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传****录》）。此“心”不仅为人身主宰，甚且主宰着天地、鬼神、万物，“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充天塞地中间，只有这个灵明”（同上）。“吾心”不仅化生天地万物，即便六经学术，亦在“吾心”之中，“六经非他，吾心之常道也”，他以“心即理”为理论前提，批评朱熹“物理吾心终判为二”是导致“知行之所以二也”的原因。认为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同上），“凡谓之行者，只是实去做这件事。若着实做学问思辨的工夫，是学问思辨亦便是行矣”，“若谓学问思辨之，然后去行，却如何悬空去学问思辨得？行时又如何去做得学问思辨的事”？“行之明觉精察处便是知，知之真切笃实处便是行”（《答友人问》）。既然“知行工夫本不可离”，所以他主张“知行合一并进”，认为学、问、思、辨、行五者，“合其事而言一而已”。关于认识方法，王守仁的核心思想为“致良知”或曰“致知格物”。。所谓“格物”，非格心外之物，“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传****录》），即格其心之物，格其意之物，格其知之物。“格物”的目的在于“致良知”，他将孟子“良知”的观点大加发挥，认为“良知”是“造化的精灵”，它“生天生地”，是“与物无对”的宇宙根源，便完成了对宇宙的认识。推而衍之，便为孝、弟、忠、信、五伦百行的道德规范，从而完成了由哲学到伦理学的逻辑论证，树立了封建道德的绝对权威。他举例说：“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传****录》）他认为“性无不善，知无不良”，而且“人人之所同具”，故“致良知”具有普遍的意义。关于“致知格物”之法，王守仁概括为“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门四句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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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漕船志》叙 遂宁元山席书撰
慨我皇明，舟楫挽运，南北会通，盖刳木以来，未有今日之盛也。考惟天下大派，北则黄河，南则大江。自古建都者多于西北，漕舟所入，皆逆流而上。独我国家始都大江之东，继都黄河之北，适当二派会极入海之地，漕舟所入，皆顺流而东。此正万派朝宗，百川纳海，帝王之居，孰有壮于此哉！今昔皆云：汉、唐而后，兵力莫强于西北，财赋莫盛于东南。此二都者，虽皆南北之要会，必财赋、兵力合一不倚，而后为全盛之都。晋都金陵，舆地未统于西北。元都幽燕，漕舟未大通于东南，况元人都此，实以地便，胡虏岂真知此为天下之会邪！ 国家既迁河朔，以控天下之大势，而江南之粟不可废也。首览群议，一浚真、楚诸湖，引江舟以入淮；再浚徐、吕二洪，引淮舟以入济；最后疏汶河，达清、卫、漳、御，而济舟长抵于直沽。因罢海运，改从内河，而济利之具，场、厂之设，实先务也。乃于淮安南清河、山东北清河设二厂，以提举舟事，百年于兹。长江、大河，一气流通。漕舟南来，远自岭北，辐辏于都下。君子占人国家之盛，于此可见其大者。故昔有远夷入贡者，见吾舳舻千里，谓丑类曰："中国之樯橹，多［于］小夷之甲兵，吾曹敢异志乎？"由是观之，漕舟所系，匪惟控御南北，所以跨四海而肃百蛮者，亦尚倚壮于斯。于戏，盛哉！ 书，承朝命来领淮厂。暇，于建始之由，兑运之次，造作之地，计艘之数，岁运之额，财计之所用，运道之所经，与夫漕卒之利病，积年之事宜，凡关于舟事者，考寻故典，采拾大要，编次一帙，名曰《漕船志》，使国家文献有征。披览之间，南北形势，漕运规模始末，可以概见。司彤史者，或有录焉。斯亦今日纂修《会典》之一助也。此志言者之大也。至于志有未言，因志而可考者，今日漕舟之数，实未增损于昔时也。 祖宗时，承事者众，而食之者寡。今之承事者寡，而食之者众，是将何道以处之？有识者曰："与其多漕粟之舟，不若节食粟之士。"此名言也。是用叙之志首，万或下有献纳之臣，而九重采焉，则今日之漕舟，将与长江大河混南北于无涯也。此亦滴水东流之意也。 弘治辛酉岁春三月吉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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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的含义:
“文化便是人与自然、主体和客体在实践中的对立统一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