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商业炒作
用眼卜比较流行的术晤来讲，这—招叫“地毯式炒作”，它足陌生品牌最短时间内获取最大认同的绝招。比如说，当一位消费者面对同类的两种从未购买过的商品时，会优先考虑那些宣传力度大、社会知名度高的品牌，这就足“地毯式炒作”所要达到用“收编”的手段，特别是有些倾向性信息渗透，它也适当地传播一些对自己的批评性意见，因而更具欺骗性。欧美传媒在60年代以前，基本上是向上诉求，关注王公贵族。60年代以后，转为向下诉求，下层人民的生活也进入媒体空间，但这是否意味着西方媒体总体倾向的改变呢？其实，在媒介关注劳工的同
时，它把其生活中一些沉重、深刻的东西，转变成娱乐因素，再输送给下层，让他们的价值观在不知不觉中被同化，这种“收编”，也是一种炒作。至于中国，情况显然不同，但在这个炒作盛行的时代，应防止一些负面因素经媒介运作影响文化的发展。
另外在中国，说起不正当炒作，人们往往指责媒体，其实这里面文化学术圈也并非清白无辜。由于教育的关系，学术界与传媒在血缘上有亲缘关系——同学，师友，于是两方面心领神会，合作轻松，文化人的名望在商业中必然有许多增值，但是，商业传媒却破坏与阻断了学术界的规范。
王宏图：炒作的其他影响姑且不论，但在文化方面，我认为弊大于利，因为文化与媒体本质上有冲突。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追求永恒，目的是成为典籍，而媒介，尤其是新闻报道，追求时效性、即时性；两者在这一点上无法调和，现在，因为大量商业因素渗入文化信息领域，又多了求知与求利的冲突。
刘轶：炒作炒作，析言之，“炒”是炒热，“作”是“作秀”，媒介总是关注热点，这无可非议；但有时一些假意“作秀”，却也牵强。
谢静：不正当炒作有三大弊端，第一是违背了新闻真实客观的基本原则；第二是侵犯了受众作为消费者的“知情权”（汪涌豪：也是自由判断的权力）；第三也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与声誉。
良性炒作与恶性炒作的区别
孙玮：对炒作还是要区别对待，有些炒作，如策划，是必须的。新闻学有一个广为人接受的理论，叫“议题设置”，说明了这方面的合理性，它认为，可以设置某一议题，不作决定性判断，只提供信息而不提供观念。大众传媒对某一事实的关注有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合理运用可能产生积极影响。如针对人们的科技意识淡薄，媒体如多加关注，则有可能提高其地位。
李钧：炒作广义上，倒有点像修辞，言之无文行之不远，合理运用，确也必要。
张云鹏：商业炒作对文化也有正面影响，最明显的，它为文化固有的价值体系引入了新的因素，不管商业价值是好是坏，起码它是一种冲击，促成文化价值的多元化，以挑战推动文化的自我完善。我认为，文化精英与其逃避炒作，不如面对它，但面对不要沉迷其中，而要冲出、突围，这种情况会提高炒作的质量。
张敏：从文化上说，文学失去轰动效果有很长时间了；炒作机制的出现，很可能为文学找到与大众、生活的新的结合点。
探讨规范炒作的方式
孙玮：规范炒作，首先是媒体从业者要遵守自己的职业理念、行业规范。最近，***委员长谈到要制订《新闻法》，这对“恶炒”之风应当有警示作用。媒体最重要的是要记住自己的性格。以事件的旁观者、记录者为基础，规范自身
的议题设置。
李钧：不过，问题似乎并没这么简单，因为作为基础的“事实”是模糊的，事实的有和无、形态与展开，不可避免会为作为旁观者的媒体所影响，事实上，媒体做不到绝对的旁观，正如艺术不可能是自然的模仿一样。记得达斯汀·霍夫曼曾主演过一个电影，他饰演的记者在一次偶遇的绑架事件中，对尚不知如何操作绑架事件的绑匪作“规范性”指导，把事件影响扩大，同时自己也作为唯一的现场记者而成了传媒明星。这部片子深刻地揭示了媒体对事实的影响。而且，这种情况不仅在电影中出现，现实中也有，前不久，香港媒体恶炒养“***”抛妻女的丑闻，不就是一例吗？新闻的职业理念很明确，但实际不是很容易做到的，归根到底就是本来作为事件派生的媒体传播，一旦独立，就会有僭越的可能。所以，规范炒作需要复杂的、多重的手段。
孙玮：媒介客观运作原则，一向有争论，但作为行为规范依然“应该”存在。
包亚明：而且，不能忽略跨国传媒作为资本全球化的先锋，对规范炒作难度的影响；在新闻上，这方面可能简单一些，但在别的领域，如电影、广告方面，跨国传媒挟雄厚的经济实力，其强大的声音可能淹没你自我规范的努力。
谢静：目前，规范炒作确实需要较高技巧，就我们而言，起码要把握好宣传、信息传播、媒介利益的追求这三者的平衡。当然，也有一些手段是值得采用的。比如西方报纸分层有“质报”与“量报”之别，前者追求精品，后者面向大众，它们对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