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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乡村生态”借用的是《现代汉语词典》中最基本的内涵“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了许多的农民口语、乡间传闻和民间故事，动人的生活细节中蕴涵着乡村情趣，也渗透出乡村人情世态。当中的许多作品，如《山乡巨变》、《盖满爹》、《创业史》、《三里湾》、《登记》、《水滴石穿》等，都可以说是充满着浓郁地方特色的生活风情画。
其次，在对乡村社会生活的书写上。最突出的是对乡村人物形象的塑造。这是中国新文学历史上农民形象塑造最丰富的时期，基本上涵盖了所有的乡村人物类型，在不同的外表和身份背景下，寓含着人物不同的性格特征和精神世界。当中塑造得最好的，是那些所谓的“中间人物”，如《山乡巨变》中的“亭面糊”、陈先晋，《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郭振山，《三里湾》中的范登高、“铁算盘”等，他们与乡村文化的深厚关系得到了深入的揭示。但更值得关注的是一些正面农民形象的出现，像《山乡巨变》中的陈大春、盛淑君，《三里湾》中的王金生、王玉生，《创业史》中的梁生宝、高增万，《李双双》中的李双双等，他们不但有体面的外表，而且体现出自信、热忱、乐观、智慧和富于牺牲的精神品格，这在以往文学作品中是很难看到的。
同时，作家们还展现了复杂的乡村精神世界——对乡村的各种社会关系进行了揭示。乡村的人际和人情关系，如父子、祖孙关系（如《铁木前传》、《创业史》、《盖满爹》），母女、婆媳关系（如孙犁《正月》、赵树理《三里湾》、《登记》），夫妻、恋人关系（如《山乡巨变》、《李双双》、《三里湾》），邻里关系（如《铁木前传》、康濯《水滴石穿》），亲戚朋友关系（如王汶石《新结识的伙伴》）等，在不少作品中表现得相当真切[5]；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密切情感和文化关系，在《创业史》、《山乡巨变》、浩然《艳阳天》、刘绍棠《运河的桨声》等作品中也有准确的渲染；农民与集体制度、与各级官员之间相依存又相矛盾的复杂关系，则或显或隐地呈现在《“锻炼锻炼”》、《水滴石穿》、马烽《赖大嫂》、西戎《宋老大进城》等作品中。
第三，对乡村未来的关注和描画。
除了表现乡村现实，“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还表达了对乡村未来的关切。这首先体现在对乡村人物前途和命运的关注上。像《创业史》对徐改霞去向选择问题的困惑，就蕴涵着对乡村青年出路问题的关切和深虑。此外，刘绍棠、孙犁等作家还塑造了一些乡村少年形象，展现了他们的成长历史，寄托着作家们对乡村未来的关怀和期待。
对乡村人的关注与对乡村整体的关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作家们将这一结合点集中在对乡村知识分子的描述上。知识分子对乡村有着两难的意义：一方面，乡村面貌的改变急切需要知识分子的参与，但另一方面，知识又是乡村人改变命运的最重要途径，变成了知识分子的农民往往很快就离开了乡村。与这种两难现实相一致，作家们对乡村知识分子的态度也呈现出明显的分化：以回乡或离乡为标准，作家们表示了明确的谴责或肯定的态度。最显著的是赵树理，在《卖烟叶》等作品中他严厉批评了那些想走出乡村的知识分子，而在《三里湾》中，对回乡知识分子范灵芝和马有翼态度明显宽容，其“创作谈”也予以特别的关注：“在办社工作中还有一种新生力量是青年学生。这些人，不一定生在贫农家庭，自己对农业生产也很生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