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自序□记得在我初进私塾读书的那年,私塾先生一听说我已经十五岁了,就老实不客气地对我师父说:“他年纪这么大啦, 才来念书, 还有啥用?我看你还是干脆把他带回去,在庙上帮忙割割牛草,捡捡狗粪,做一些粗活算了,何必白费这笔束脩(学费)呢? ”当时有的学生听了私塾先生这番高论,都笑得直不起腰来,我则羞得不敢抬头,我师父也被说得忸怩不安,拿不定主意了,后来, 虽然因为我师公树唐老人的坚持要我“试试看”, 勉勉强强, 断断续续, 在那所私塾里读了两年的“子曰”“诗云”,但在辍学后的数年中,我却仍没有能够摆脱掉“割割牛草,捡捡狗粪”的命运! 抗战胜利,我怀着满腔希望到了南方。原想受了戒依止在一个理想的丛林下,认真地好好参学几年,以弥补在小庙未能受到僧伽教育的遗憾,也算不枉出家一场。可是,由于环境和人事上的种种关系,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因为多跑了几个地方,多见了些人,弄得我对于参学一事竟失去了信心!这一切的一切,皆如我在《天宁读书》和《心生退悔》两节文中所说。一九四八年春, 因读《印光法师文钞》, 我发了一个“念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的大愿,兴冲冲地从常州到了苏州灵岩山寺。大概是自己业障太重的缘故,不然,为什么进念佛堂住了还不到三天,就不由自主地被人拖出去太湖收了两个月的租,收租回山又被迫当了职事僧呢?绝望之余,我在《客堂服务》一节文中,不知不觉吐露了“以道风驰名遐迩的灵岩山,尚不能成就我安心办道,天下滔滔,何处又能够使我如愿参学”的心声! 其实,我从河南到江南,从上海到海岛的一路上所见所闻,大多都像太虚大师《震旦佛教衰落之原因论》一文中所说:“佛教在今日,其衰落斯极矣!无它可述矣!”然在“无它可述”之际, 我突然想到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说的几句话来,他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 风荡之鸣……金石之无声,或击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 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也,其皆有弗平者乎? ”是的,我写《宝华受戒》、《毗卢赴考》, 以及《谈赶经忏》等数节, 实在都是在“不得已”的情形下逼出来的。而我这些“不得已”的调调儿,听说有些人看了颇不以为然,甚至误会我蓄意攻讦别个,有失厚道。实际上我完全是站在就事论事的立场而发,绝无丝毫攻讦他人的意思。不过,我承认自己是个读书太少、涵养不够的人,写出的东西在文字表达方面,难免太直率,欠妥宛,但这是无可奈何的事。这点,我深深地希望读者诸君能给予原谅! 真华佛历二五○九年九月十九日(0) 打赏回复 1楼 2006-02-25 14:59 举报| etomost 知名人士 10 第一辑从河南到江南□一懵懂发心虽然我在十四岁的时候就舍俗出家了,但因为受了抗日战争的影响,却一直到二十四岁才得到剃度恩师的慈允,出外参学。这情形如果与现在的男女二众青年一出家就踏进了佛学院读书,或是出了家马上就能说会讲,以弘法利生为己任相比, 实实在在是感到万分的惭愧! 因此, 我每在与师友们闲谈的时候, 我总是赞叹现在出家的男女二众青年,有大福德,有大善根。我出外参学的那年,正是抗战胜利的一年。那时候从我的故乡——河南永城县外出,是非常困难的,除了交通不便以外,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土匪阻碍, 因为土匪的行踪是昼伏夜出,出没无常的,出门的人一不小心,就会被他们抓去;被抓去之后,先把你身上的衣物脱个精光,然后不是被打个半死,就是被活埋。哪儿像现在:陆上有四通八达的公路和铁路;海上有设备考究的客轮; 空中有设备豪华的客机,不怕远在千里,一日甚至几小时即可到达。只要能够奉公守法,上山入海,都可听便,谁也不会去干涉你。这样的环境,在我参学时代,真是连做梦也想不到。我因为是出生在北方,所以我到南方参学的时代,出生在南方的同学们, 都叫我“侉子”。初听起来颇不顺耳,但日子一久,也就无所谓了。谈到这儿, 也许有人要问:“你既然出生在北方, 为什么一定要到南方参学呢? ”这有两种原因:一是南方规模宏伟的大丛林多,如镇江的金山寺,扬州的高旻寺,常州的天宁寺, 句容的宝华寺, 以及宁波的天童寺等处, 都是锻炼僧材的大冶洪炉, 不怕你是破铜烂铁, 钉头钢丸, 只要进去住个三年五载, 在行住坐卧四威仪中, 时时处处, 都能保持一种岸然的姿态, 使人看到就会很自然地生起“与众不同”的感觉。这虽然只是一种外在的行仪, 但在末法时代, 想住持道场, 为人师范, 就必须接受这种最基本的教育。二是南方的山明水秀,气候温和,物产丰富, 善知识多,依止这样的环境修学,是极易获证法益的。因为有这两种原因,一些对于徒众寄以厚望的师长们,大都多方鼓励他们的徒众去南方参学,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成为法门龙象,广利人天!可是,我去南方参学,虽是受了这两种原因的影响,却没有得到师长的鼓励,而只是在懵懵懂懂的状态下发心南下的。这一懵懂,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