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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理性认识
摘要：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是解决公众健康与药品专利爱护冲突问题的一种平衡措施，面对日益严峻的公共健康危机，强制许可实施的可能性剧增，文章依据TRIPS框架下关于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规定，结合实际对其进行偏重专利人的利益，而无视公众的基本权益，势必会影响学问产权这一私权利的实施，更不利于学问产权制度在全社会范围内的推广。

依据TRIPS协议，各成员应当规定以下几种类型的强制许可：合理条件强制许可、公共利益强制许可、依存专利强制许可，集成电路布图设计强制许可。
药品属于特别的商品，和公众健康息息相关，具有救死扶伤的重要价值。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属于公共利益的强制许可，只有国家在紧急状态下或在公共的非商业性使用的情形下才能授予该许可。对于公共利益的强制许可，必需是为了实现国家公共利益，一般涉及的双方是要求实施强制许可的国家和创造专利权人，而其他类型强制许可，一般涉及的双方是创造专利权人和另外一方要求实施专利的单位和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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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是政府的一项详细行政行为，因此必需要合法、合理，必需有相应的理论依据作为基础，假如仅仅从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来看，实施药物专利强制许可已侵害了他人的合法权利，从这个层面看，药品专利强制许可必需严格依据行政法学中的行政应急性原则，以保证该行为的合法化。

实际上，包括美国在内的绝大多数国家在专利、商标或者版权领域极少使用强制许可这种救济措施。欧洲各国虽然不同程度地在立法中规定了强制许可，但往往是附加了严格的限制，在实践中也极少采纳强制许可措施。如德国唯一发布的一次强制许可是德国联邦专利法院依据德国专利法中的公共利益规定授予人类免疫干扰素以强制许可，即便如此，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还是推翻了这一强制许可。最高法院在其判决中澄清了有关公共使用的规定，认为“公共利益的存在并不能理所当然地排解专利权人的排他性地位……”，而且“假如公共利益可以通过其他相近或相像的替代方法得到满意，就不能以医药产品的名义授予强制许可。” 。
强制许可在实践中的作用常表现为另一种形式，如泰国在1992年依据专利法设立了医药品专利委员会，给予该委员会批准强制许可权的权力，尽管当时泰国艾滋病治疗药物缺乏，但该委员会同样没有实行强制许可的措施，而是寄盼望于通过“强制许可的威逼”和跨国企业协商降低艾滋病治疗药物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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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虽然各国在不同程度上承认强制许可，但是很少真正启动强制许可。更多的时候，强制许可的意义表现为药品领域降低价格的手段，而不是目的。强制许可更大作用在于威慑和劝阻，成为各国为获得药品生产权或是降低药品价格与相关医药企业谈判的一个砝码，这也是和近年来世界各国重视推广专利爱护的普遍要求有着密不行分的关系。
4. 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的思索
目前我国实施药品专利强制许可还存在一
定的障碍，如对于药品而言，试验室仿制并不难，难的是日后投产的技术问题，一旦启动药品专利的强制许可，药品仿制过程中的质量问题如何保证？又如强制许可的实施会使制药商把精力集中在仿制而非开发，被许可的发达国家制药商也可能由于无利可图而冷落相关疾病的研发工作，一旦实施强制许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