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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 德国福利制度
（一）德国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
19世纪80年代，德意志帝国国会通过了三项社会立法：《工人疾病保险法》、《事故保险法》和《养老金保险法，有工作能力但仍领取失业救济金的人数自2006年以来减少了近10%，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德国领失业救济金的人数几乎没有增加。
只有约四分之一的“哈尔茨四”救济金领取者能够在一年之内摆脱对失业救济金的依赖，这部分人中又只有大概一半能够真正找到工作，恢复正常生活。“哈尔茨四”救济金领取者之中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再次就业的机会更高，但这一部分人只占约10%，其余9***属于教育程度低、老人、移民、病人或者要照顾家庭成员而被迫失业的人，这是再就业比例低下的重要原因。
一些专家说,政府与其大量投资于“一欧元工作”这种治标不治本的方案上，不如加大投入再教育，让失业者、特别是其中的年轻人得到合适的培训,以提高再就业的机会。还有评论指出，虽然政府对雇佣失业人员的企业有优惠政策，但是企业的反应仍然十分冷淡。归根结底,企业还是更倾向于训练有素的雇员。
三、瑞典的福利国家制度
瑞典社会福利政策模式植根于“社会民主主义”之中，蕴含着全民福利的理念。瑞典通常被看作是高度发达的福利国家。在瑞典的福利模式中，国家的责任比较大，家庭、市场和社区的责任相对要小一些。福利开支主要由中央和地方的税收以及雇主的社会保障费来负担。提供福利的基本原则是团结、社会安全和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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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 瑞典福利制度
（一）瑞典福利国家制度的建立
直到19世纪中叶，瑞典还是欧洲一个贫困落后的小国，80%以上的人口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社会生产力低下。此时，还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福利制度，只是由教会负责济贫的工作。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瑞典具备了经济发展的绝好机遇，并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伴随瑞典经济进入工业化起飞时期，社会福利也在发生重大变革。教会愈来愈不堪济贫工作的财政重负，济贫逐渐转为地方政府的一项任务。同时，工业化使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所遭受风险事故的概率大大增加，简单的济贫工作不能满足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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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瑞典通过立法为自愿性医疗保险项目提供政府拨款，标志着瑞典现代福利制度的开端。随后政府出台了一系列重大政策，包括1901年的企业工伤事故强制***利基金，1913年的一般养老保险制度，以及1931年的医疗福利制度。
这一时期，福利制度发展的重要特点是：
社会保障从传统的教会慈善工作变为政府工作的一部分；
政府对社会上福利的需求持被动态度，即社会不断高涨的福利需求导致政府不得不采取相应措施应对；
社会保障内容不完整，主要是针对劳动力市场。
这些特点与瑞典当时的经济发展状况基本相适应，工业化起飞引起社会生活各方面发生深刻变化，但是经济基础还比较薄弱，不能提供全方位的福利保障。
二战后到50年代这期间是瑞典福利政策演进的重要时期。这期间，瑞典的社会福利体系基本形成，政府正式成为社会福利的主要提供者，雄心勃勃实行全民福利制度。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它提高社会福利提供了可能性。
瑞典政府采纳了英国的“贝弗里奇报告”，对原有的社会福利计划进行改组，统一管理社会保障项目，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来实施社会保障措施，同时强调以“充分就业”为主要目标。福利覆盖群体从最初的社会下层及弱势民众扩大到新兴的白领中产阶级，社会保障的内涵更加丰富，
（二）瑞典福利国家制度的问题与改革
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上的困难使瑞典政府越来越难以维持社会福利制度运行，而社会福利制度又加剧经济的困难。
无所不包的福利制度使私人储蓄变成“多余”，低储蓄无法满足工商业的投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住房等投资需求，损害了经济长期增长潜力。
就业和工资福利的刚性阻碍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即使在经济危机中，瑞典的失业率仍很低，企业的经济效率因此很低，国际竞争力被削弱，对瑞典这个开放经济体十分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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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福利国家”的观念在该国早已深入人心，彻底根治“瑞典病”十分困难，政府只能采取“小改革”方法，压缩福利支出，增加个人和企业在社会保障中的责任，实现部分社会福利项目的私有化和资本化，精简机构。
紧缩社会保障支出是瑞典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政策措施。1990年，瑞典政府提出法案，建议改革老年和残疾人关怀与服务制度，该法案于1992年1月正式生效。
该法案规定，地方政府必须承担起各种有关老年和残疾人长期性健康关怀和社会服务的责任。该法案的主要目的是改善地方政府实施社会服务的环境，促使地方政府采取措施提高各种社会服务资源的利用效率，降低社会服务支出，同时提高社会服务的效果。
瑞典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既体现出与其他西方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