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新国际产业转移、新国际货币体系与中国发展转型
新国际产业转移、新国际货币体系与中国发展转型
摘要:始于1970年代的美国经济全面转型是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首要前提。欧美经济的虚拟化是与国际产业转移相辅相成的统一过程,其“再工业化”将深刻影响国际分工格局并重塑国际产业体系。美元和欧元共同主导的“双本位”国际货币体系难以避免“滥币陷阱”,债务危机可能成为欧美经济实现“再平衡”之前的一种常态。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面临着产业升级和金融深化的双重难题,唯有形成内生技术能力、内生市场需求和加速人民币国际化,才能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和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国际产业分工;国际货币体系;产业升级;人民币国际化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3)03—016—07
自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引发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危机的影响依然在蔓延。这场危机与1929—1933年的大危机有着本质性差别。前者的根源在于经济虚拟化背景下的“去工业化”和流动性过剩,而后者的根源则在于工业化背景下的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和随后伴生的欧美债务危机,是全球经济失衡、经济虚拟化和国际金融体系重大缺陷共同作用的结果,充分暴露了世界经济发展方式不可持续的突出问题。只有深刻认识美国始于1970年代的经济转型,以及美欧发达经济体在经济全球化中所走的新式发展道路,才可能充分揭示这场危机的性质及其对国际产业分工和国际金融体系必将产生的深远影响。而新的国际产业体系和货币体系的逐步形成,将日益倒逼中国经济的全面调整和转型。
一、经济虚拟化与国际产业转移
1970年代初,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经济开始发生转型。至1980年代初,美国经济出现了两个根本性变化,由此走上了新式发展道路,并形成了新的发展模式。
,“去工业化”和经济虚拟化成为其发展模式的鲜明特征。1980—2008年,美国实体经济部门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40%降为28%(其中制造业由20%降为11%),传统服务业增加值的比重稳定在24%-26%之间,虚拟经济部门增加值的比重则由22%升至33%。
。与1960—1982年相比,1983年以来,经常项目由顺差转为逆差,这意味着美国由“世界工厂”变为全球“净消费者”。同时,资本项目由逆差转为顺差,境外美元资产膨胀。“去工业化”、经济虚拟化与贸易失衡、境外美元资产膨胀,是美国经济转型的统一过程。
与美国“去工业化”和经济虚拟化相伴随的是“就业创造”与“GDP创造”的背离。2009年,虚拟经济部门、、/人。可见,虚拟经济部门的GDP创造能力明显高于实体经济部门和传统服务业。进一步对比2009年不同产业部门的GDP贡献率与就业贡献率可以发现:(1)虚拟经济部门的GDP贡献率最高,而就业贡献率最低,%%;(2)传统服务业的GDP贡献率最低,而就业贡献率最高,%%;(3)实体经济部门的GDP贡献率与就业贡献率依然大体相当,%%,%%的水平。可见,实体经济虽然在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带动了就业增加,然而,一方面“去工业化”已大大削弱了美国实体经济的GDP创造能力(即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进而其就业创造能力随之大幅降低;另一方面实体经济本身的“智能化”、“数字化”使其就业创造能力下降。2009年以来,美国经济逐渐走出衰退并实现复苏,但失业率依然居高不下(参见图1)。其症结就在于其“就业创造”与“GDP创造”的背离。若要增加就业,则须扩大对传统服务业的投资,然而与虚拟经济部门相比它并不具有吸引力。对于虚拟经济主导下的美国经济,“奥肯定律”已然失效,凯恩斯主义适用于1930年代工业化时期的大危机,但难以解释当代的“无就业复苏”。
发达国家的经济虚拟化与其产业的国际转移,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是相辅相成的。1980年代,对外开放政策使中国经济加入国际大循环,开始再次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在这一轮全球化中,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居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中心”,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居于“外围”(参见图2)。
(1)发达国家通过直接投资和产业链整合,将产业链中的低端部分转移到“外围国家”;中国凭借自身的组合优势,包括低成本的生产要素、相对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规模大且快速成长的市场,承接了国际产业转移。不仅如此,随着“外围国家”学习能力的增强,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也逐步升级,即由低端走向中高端。因此,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