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海滩的一天》
《海滩的一天》是一部讲述女性个人成长的电影，以女性面对爱情和婚姻时的抉择来对时代和命运进行观照与思考，展现了女性的成长与命运的变奏。在电影中，导演将镜头定格在佳莉和青青两个女性身上，通过她们的重逢来讲述二人过去的人。
（三）爱情与自我
本部电影最关键的，也是片名就提及的“海滩的一天”中，最重要的正是寻找自我。约翰·安德森在他所著的《杨德昌》中认为，电影中“海滩”是类似奥逊·威尔斯电影中的“玫瑰花蕾”的存在，“它标志着人生在某一个无法回避却又难以琢磨的时刻所展现出来的完美——同时，它也象征着一切错误的开始”[2]。佳莉的丈夫出事后，她曾去海滩寻找丈夫，在海滩上，她想起他们第一次去海边的时候，两人看到海，兴奋地奔向海边，那是佳莉最美好的回忆之一。而后镜头切回现实，同样的地方只有鹰盘旋在天际，佳莉眼前是扑朔迷离的现实和未知的真相。在海滩上散步是佳莉最美好的回忆，爱情使她与德伟成为共同体，但美好的爱情同时也是她逐渐失去自我的开始，她由爱情深陷于婚姻的困境。而最终佳莉的顿悟时刻也发生在海滩，她决定不再等待德伟的真相，她真正知道了自己应该抓住的是什么，也找到了自我。
三、女性视角的成长叙事
（一）现代女性的迷失
在《海滩的一天》中，杨德昌讲述了一个女性视角的成长故事。正如现实中女性面对的那样，导演不吝于讲述女性的困境，现代女性的迷失也充斥于这部影片之中。郭小橹曾认为20世纪30年代“阮玲玉的新女性因为追求自我价值而被男性社会的齿轮压迫碾碎”[3]，而在《海滩的一天》中，影片里真正的新时代女性却因为无主动的自我价值追求而陷于茫然。如影片中的佳莉和青青，佳莉因为顺从地成为妻子的角色，陷于婚姻的泥沼。青青却是无法走出旧日感情，成為声名大噪的钢琴家也没能驱散往日情感给她留下的阴霾。弗里丹在《女性的奥秘》中认为，美国女性不快乐正是因为被囚于“幸福的家庭主妇”的“神话”的牢笼大众媒体中各种各样的女性形象都暗示现实生活中的女性应该如此生活[4]。在影片中，佳莉和青青就正如被社会暗示和规训的女性，下意识认为步入婚姻才应该是她们的归宿。当自我价值的追求隐于背景之中，幸福家庭的神话成为她们不自觉的牢笼，无自我追求的现代女性的迷失就出现了。
（二）自我的丧失与复现
影片中对女性的展现并不止于迷失。在这部电影中，母亲的角色并不突出，但电影后面佳莉的回忆镜头中，母亲曾教哥哥弹钢琴，哥哥和佳莉在幼年时期也都拿过钢琴比赛的好名次，由此可见母亲也是一位知识女性。可在家庭中，佳莉的嫂嫂和母亲除了承担照顾家人的角色，几乎没有别的行动。母亲出现的场景中，她往往是在端茶和整理家务，以及向佳莉传达父亲的决定。嫂嫂出现的场景中，她往往也是餐桌上的陪衬，在一家人讨论问题时，坐在哥哥旁边的位置上，同样沉默地喂儿子吃饭。嫂嫂和母亲正是传统相夫教子的女性代表，在父权制家庭中扮演着不声不响地照顾家庭成员的角色，是传统家庭中不可或缺的“工具人”，同时也表现出传统母亲角色在这种家庭中的失语。母亲和嫂嫂在家庭生活中的话语和自我被抹去，这既是社会对母亲的刻板印象，也是对以父权为中心的家庭结构中的背景板式女性成员的呈现。佳莉正是不想过这样的人生，于是她逃离了父亲的家。而在后面佳莉自己选择的婚姻遇到危机后，佳莉询问母亲是否会担心有一天被爸爸抛弃而没有人照顾，母亲却平静地告诉她，父亲一直是小孩子，都是母亲在照顾他，没什么好怕的。此时的母亲才真正地从背景中走出来，透露出自主与对命运的把握，她的话语同时也是对佳莉的鼓励，女性也是坚韧的、能自主把握命运的群体，在依靠别人的表象之下，女性也是被别人依靠的对象，因此不必恐惧被抛弃。母亲从家庭背景板中走出，以及最终佳莉也不再被困于幸福家庭的神话，而是找到了自我，都呈现了女性自我的从丧失到复现。母亲像是一个走在前方的例子，而佳莉的生命经验也为观众提供了更丰富的对女性生命的想象。她们都对女性的成长想象提供了一些不一样的模本，扩大了女性对自我生命的想象，给予了女性更多面对世界的力量。
（三）叙事视角的意识形态
在电影中，杨德昌无意讲述一个好人或坏人，他只是把视角放在女性身上，并把“认识你自己”的使命交给了女性。而在杨德昌这部电影中，女性不再作为行动的对象，而是成为行动的主体，通过讲述来掌握叙事和把握自己的主体性。影片中通过佳莉和青青之口，互相印证和互相补全整个故事。法国电影学教授雅克·奥蒙在《视点》中认为，叙事性电影的视点总是或多或少地代表了影片创作者或影片中的人物视点，因而更为复杂。并且影片中这种视点“又最终受某种思想态度的支配，它表达了叙事者对于事件的判断”[5]。也就是说，叙述视点本身就带有意识形态。一般认为，在叙事性电影中，掌握叙事就是掌握话语权。当佳莉成为这部电影中故事的讲述者和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