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后现代主义论文
内容提要
“后现代主义”作为后现代的衍生品，在西方社会文化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并在二十世纪末正式开始了在中国的旅程。自八九十年代以来，后现代主义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并得到了文学艺术的领域；将“后现代”定义为一种历史分期，更多的指向社会现象，社会状况；将抽象的“后现代性”定义为一种思维方式，即以哲学、批判为依托，更多地体现为思维观。而本文所阐述的在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实际上采用了伊格尔顿的分类，即阐述作为一种美学风格的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集中地体现了当代西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生活方式的一切正面和反面因素的矛盾性质：它既表现西方文化的积极成果，又表现它的消极性；既包含创新的力量，又隐含着破坏和颠覆的因素。它旨在批判和超越现代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即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文化及其所继承的历史传统。换句话说，后现代思想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几乎都反对传统形而上学的体系哲学、本质主义、理性主义、一元论和决定论等理论倾向”。[2]它“不再对过去的精神、真理、美善之类宏大视角感兴趣，反过来，它是没有主体声音的声音，是对现实世界冷峻的变形。” [3]也正是由于后现代主义的诸多不确定性，从而使人的思想得到了彻底的解放，也使人对于自我、对于世界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
二、中国后现代主义的研究
由于后现代主义本质的多元思维取向，使得国内学者在对它研究的过程中出现了极大的困难，又因为缺乏统一性，在对其进行界定时同样无从下手。“事实上，如果说后现代主义有什么共同特征可以界定的话，那就是它的不可界定性，就是它的非共同特征性，它的延异性和多样性。” [4]
（一）从对西方的简单模仿到对中国后现代的完全认同
在后现代主义传入中国初期，很多人不加区别的照搬照抄西方后现代主义现成的理论硬套中国文化现象。其实，“由于后现代主义的不可界定性使得人们不可避免的会陷入‘西方中心论’的困境”，[5]更由于中西两种文化政治历史语境的不同，难免会发生不适应的情况，于是就有人得出结论，认为后现代主义根本就不适合中国的问题研究。比如贺奕在《不幸的类比：“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中国市场》中的态度就比较激烈：“后现代论者们正在将本已迷失方向的中国文化推向绝路。他们要消解的，恰恰是中国根本匮乏而又迫切需要的东西。
”相反的，还有人认为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完全可以用来描述中国的文化现象，中国已经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比如赵薇在她的《后现代主义文学在中国》一文中宣称：“中国出现了、而且正流行着‘后现代’”。实际上，这两种观点都“没有联系中国的现实而将问题简单化了，也没有深刻理解到后现代主义‘消解中心’的含义。” [6]
（二）从对后现代主义的否定性到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提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前，国内学者对后现代主义的介绍和研究，主要关注点在后现代主义的反思、解构、否定性等特征上，其中不乏见到对后现代主义反宏大、反本质、反情感的坚决批判，同时也有不少勇者站出来为后现代主义遮风挡雨，但是二者的出发点或者说争论的焦点无外乎是针对后现代的“破坏性”的。然而，后现代主义也有积极的，建设性的内涵。早在九十年代末，就有一批中国理论界的学者开始注意到后现代主义的建设性，并翻译了与此有关的一系列丛书。中国学者王治河在《别一种后现代主义》中写道：“在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强调否定一切、摧毁一切的同时，也就暗含着保留一切、建设一切的意思……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与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对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研究基于哪些方面，在给格里芬的《后现代精神》的中译本序言中，王治河从三个方面介绍了后现代主义的建设性维度，即推崇创造性的活动；鼓励思考风格多元化和对世界的关注。[7]可见，中国学者对后现代的研究已经由单一的、浅显的、简单的对西方的模仿转变为全面的、深入的、复杂的理论层面上来了。
（三）对后现代的批判与反思
时至今日，国内对后现代进行的批判仍未停止，这不仅是因为后现代本身所具有的反叛、颠覆的本质特征给这个具有千年传统文化的国家以当头一棒的打击，更因为进入中国的后现代显然已不完完全全具有它初来乍到时的面貌，正如有的学者坦言，在后现代主义进入中国的过程中，印上了“中国式”的阴影。[8]这种“中国式”的阴影彻底将后现代的真实面目掩盖，当西方还沉浸在新兴文化潮流的欢愉之中，中国当代后现代主义者们也热情高涨，一同高举“后现代”的大旗，只不过他们更多的是以此来招摇过市，肆无忌惮地在社会大舞台上表演，好像欲望的解放时代已经到来。王岳川站在反对的立场上进行批判，无论是《后现代主义文化》，还是《中国镜像》，他都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情感倾向：“进入90年代，当艺术界养精蓄锐，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