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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魂武士:武士道
摘 要：每个国家与民族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都会形成符合自身条件的文化与价值体系，武士道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武士道作为日本武士社会的主体思想，经历了一段历史的发展时期之道的工具，将文道分为文德、文艺；武道分为武德武艺，武德是义，是武道的根本。义理作为义的派生词，所谓“义理”，可以分为截然不同的两部分，一类称之为“对社会的义理”，按字面解释即“返还义理”，此乃同辈之间的返恩义务；另一类则“对于名誉的义理”，大致类似德国人的所谓“名誉”即保证自己的名誉、名声不受他人的玷污的义务[6]。这样定义意味着单纯而明了的义务，而这种义务体现在对主君、对同伴、对双亲、对晚辈、对一般社会等所负有的义理，在这里不难看出义理的原意大致等同于义务。新渡户稻造在书中给我们例举女儿为了获得供她父亲放荡的费用就必须出卖***，这种行为对于我们而言是无法认同的，我们需要站在从“正义的道理”出发，或许就能理解了。
“义”有着正义之解，这包含着武士对自己的人生诠释，正如新渡户稻造说的那样：“义是一条人们要重新获得丧失了的乐园所应去的笔直而狭窄的路。”同样，也有着责任之解，这更多地阐释了武士与武士之间的一种相互责任和义务的关系，与其他情义相比，大多数的人更重视传统的情义，这种传统的情义也包含着主君与同伴之间的情义，这种关系很显然是包含着重视名誉的人对于自己主君和同伴的忠诚与责任，在12世纪，源氏将军要求一个大名引渡与他为敌的领主，然而却被拒绝了，大名写道：“对于公务，余个人无能为力，但武士重名誉，武士之间的情义乃永恒之真理”，由此可以看出一个真正的武士是把名誉看做是最终的追求，或者可以换句话说，一个对主君、同伴有着情义之人的人必然是以名誉作为基础的。
二、“忠”、“勇”是武士之本
关于“勇”，新渡户稻造认为除非是见义而为，否则在道德上就几乎没有价值，因此，评价勇的标准是由“义”来衡量，而这种“义”就是“正义的道理”或者可以更加具体地来说，比如“赤穗四十七义士”，在武士阶级形成的过程中，“恩”这种社会意识，作为维系武士之间“御恩”与“奉公”的一种纽带，因此武士以勇为本，通过“勇”来获得主人的恩赏，武士毫无保留地为主君献身，痛痛快快地去死，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一个真正武士的价值，而这种价值实现的过程也反映了“恩”的思想在武士阶级形成了一种共识，这种表现不仅体现在“勇”上，还体现在“忠”上。
武士的“忠”具体而言是利益关系建立起来的，正是这种利益关系，武士不惜自己的生命，报答主君的恩情，不能不说里面包含着一种情感，当持着这份情感再去体会妻子那句话：“喂，老伴高兴吧，儿子已经效忠了！”的时候，从中能感受到一种心灵上的释怀与解脱，以及一种真心诚意的情感，再次回过头来看四十七勇士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会有更深一层的清晰的理解。
武士通过在战场上勇猛杀敌，来捍卫庄园主的利益，同样，庄园主根据武士自身的表现把一部分土地分给他们，对于武士而言，通过战场上的表现来凸显自身的价值来满足自己的利益，在这种利益关联之下，便形成了特殊的主从关系。在这种特殊的主从关系之下，形成了武士的“忠”、“勇”，庄园主为了扩大自己的庄园，需要通过武士来帮他获取更多的土地；武士同样为了获得庄园主的恩赏，需要在战场上尽显自身的“忠”、“勇”。这种特有的生存方式，使得武士对于忠勇特别关注，在这里面有着利益关系的因素，但是也不能否认自身感觉需要一个共同的行为准则。在这个行为准则之下，武士可以为主君不惜牺牲生命来报答主君的恩惠，这使得主从关系已经超越了利益关系而带有明显的感情因素
尽管新渡户稻造将名誉这一章节放在书中中间章节，但是这恰恰体现出它的价值核心，“忠”“勇”往往体现出的是一种外在的在经济上的一种因果关系，对于“义”而言往往体现的是一种自身内在的精神表现，无论怎样，他们最终的精神诉求却表现在了对“名誉”的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