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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元诗分期标准及有关问题-兼答门岿先生-文化研究
【内容提要】
元诗的进展呈现着前衰后兴微妙的变化，而科举的废兴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在元代，传统诗歌和以杂剧为主体的戏曲存在着相互冲突、此消彼长的势头。“学宋”、文进展的中坚力气。但是，也更重要的是，元朝统治者于中断数十年后首开科举，从根本上扭转了此前在“汉法”和旧制之间摇摆不定的局面，确立了儒家正统文化作为社会精神支柱的地位，从而制造出有助于传统诗歌进展的社会文化氛围。门岿先生不赞成这样的观点，将其讥之为“科举打算文学进展”观。他问道：“在没有实行科举的时代，诗歌不照样取得光辉成就吗？不照样涌现出了《诗经》、楚辞、汉乐府、南北朝民歌那样杰出的诗作吗？元代初年是没有进行科举，可是并不是由此就没有消失诗人和诗作。”应当承认，门先生此处所言都是实情，可问题是和我们这里的争论并无本质的联系。比如说元初是否“消失诗人和诗作”即从来不属于我们之间争辩的范畴。至于说唐以前没有实行科举诗歌照样取得光辉成就则是需要从另外角度争论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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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和诗歌的关系，说究竟也就是社会背景和文学创作的关系。我们从不否认文学的盛衰兴替自有其规律主宰，社会背景只是外因。门岿先生所说不错，“科举不过是封建社会诸种选官制度中的一种”。但诗歌创作的主体是人，在中国古代，就是那些从内心深处信奉“学而优则仕”和以修齐治平为人生目标的传统文人，对于他们来说，“选官制度”却是其生命全部意义所在。统治者通过政策调整鼓舞或限制着天下文人的进取方向，直接或间接地促进或阻碍诗歌乃至整个文学的创作。唐以前当然“没有实行科举”，但先秦时将“采诗”、“赋诗”作为“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以及“应对诸侯”的工具和手段，身为先秦散文作者的先秦诸子及史官们成为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力气。汉以后干脆将构成先秦文学主体的诗歌散文大多升格为“经”，设置了政府博士官。乐府亦由于朝廷为之设置官署参加郊庙宴飨而承继了先秦诗经的功能，并以此登上了大雅之堂。不仅如此，统治者有时还直接出面参加和鼓舞创作，典型如魏文帝曹丕之所谓“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宏论”。全部这些，无疑皆对诗歌散文创作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正由于如此，唐以前没有实行科举，诗歌照样取得了光辉的成就。至于说唐宋时实行科举取士，将与诗文创作有关的诗赋、策论作为选拔人材的手段，则更是唐宋诗词古文富强的直接缘由之一，这都是人所公认的事实。门先生想以唐以前没有实行科举来否定科举和诗歌的关系，假如不是有意曲解的话，就是没有熟悉到科举所代表的统治者政策的实质，混淆了直接促进和间接影响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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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还没有完。门先生的真正用意在于否认科举废兴和元诗衰盛之间的关系。他一方面承认科举对元代杂剧、散曲的促进意义，认为当统治者废止科举，“大批读书人一时丢失了传统的进身之阶，他们已无处考取功名富贵，被迫流于市井，使他们加人到民间艺人的创作队伍，这就大大促进了元代俗文学的进展。”另一方面却不承认科举对同时期正统诗文有什么作用。门文中最主要的论据，是突出了元代科举“罢诗赋，重经学”的事实，好像统治者既然不把诗赋作为科举考试的手段，就不存在对诗歌创作的促进作用了。事实上这照旧是“没有熟悉到科举所代表的统治者政策的实质，混淆了直接促进和间接影响关系”的原因。试想，当社会的文化精英们大多全身心地投入杂剧和散曲创作中去的时候，由什么样的人去创作诗歌和散文呢？能说没有一点影响吗？门先生自己也承认，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睢景臣等元曲作家皆擅长诗文创作，而他们流传后世的辉煌成就却未能体现在元诗领域，这只能说明科举废止给元代杂剧散曲带来机遇的同时也有损于传统诗歌的进展。基于同样的理由，当元代后期重开科举，“大批读书人”恢复了“传统的进身之阶”的时候，也正是汉族传统文化得以加强的时候，前期有利于元曲进展的社会背景无疑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而与传统文化亲密相关的诗歌散文创作也无疑得到了恢复与进展的良好机遇。门先生不承认元诗存在前衰后兴的变化，认为始终“平缓进展”，对这些自然可以视而不见，但假如承认了元诗前后期的衰盛变化，莫非不正是可以作为科举废兴与之联系的旁证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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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互冲突、此消彼长——戏曲和传统诗文的确存在着的势头
拙文还指出：“戏曲和传统诗文代表着中国古代文人两种生活观念和艺术追求，从整体上看，起码在元代二者还不是相互包涵的关系，元曲大家关汉卿、王实甫等绝少染指诗文创作，而刘因、赵孟頫、虞集等诗文作家同样没有涉足戏曲领域。戏曲和诗文在文坛上的进展势头也是相互冲突、此消彼长的。”门先生指斥这是怪论，认为戏曲和诗文“只有相辅相成，而不是相互冲突”，“是同步前进，棍走着自己的进展道路，而不是此消彼长。”
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