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没有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资本论

　　齐昊
　　04期
　　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著作《21世纪的资本论》在美国产生了重大影响，甚至一度浮现洛阳纸贵的场面。保罗·克鲁格曼、罗伯特·索罗等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专门撰写书评宣传题，新古典理论言必称技术变革、技能需求的变化和全球化，理由是这些因素导致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国内的工资差别增大。成果，新古典理论导致了两个“忽视”：一是忽视资本占有的不平等；二是忽视利润、利息、红利等资本性收入的分派而片面注重工资差别。这两个“忽视”的成果就是资本家躲在幕后，远离不平等问题的矛盾焦点，而一般劳动者成为问题焦点乃至罪魁祸首。
　　对于新古典理论的上述“老式”，皮凯蒂做出了有限的纠正。第一，资本占有的不平等已经极为严重，且这种不平等在缺少遗产税的有效调节下会通过子孙继承下去，威胁社会的流动性和民主性。第二，和大萧条时期相比，过去30年浮现了新的现象：美国最富有阶层的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所占的比重明显提高。过去30年，美国最富有1%的阶层的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大幅增长，大部分是由高层管理人员的巨额薪酬所导致的。皮凯蒂觉得，这些“超级经理”的巨额薪酬不能用边际生产力理论得到解释，而事实上是收入税率下调后高管和股东博弈的成果。⑧
　　不仅如此，新古典理论以原子化的个人为分析对象，并觉得个人收入一般来自多种要素，以此为由抛弃了以要素分派为核心的古典范式。皮凯蒂不采用新古典的基本措施，而是把国民收入中的资本份额和劳动份额放在分析的核心。她这样做有其理论缘由和事实根据：皮凯蒂继承了库兹涅茨的老式，即用最富裕阶层在等的限度；并且她发现，由于资本性收入的分派比劳动收入更加不平等，越富裕的阶层的收入中资本性收入的比例就越大，因此资本份额和整体的收入不平等限度一般是正向有关的。因此，分析收入分派的不平等限度如何变化就要分析资本份额和劳动份额如何变化。
　　该书对不平等问题的研究有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但也存在诸多局限性。除了片面领略理论对手的思想之外，该书建立在新古典理论之上，但却要解释新古典理论所无法明确解释的命题，成果就给读者导致片面倚重数据而逻辑论证局限性的经验主义印象。
　　二、《21世纪的资本论》的逻辑
　　皮凯蒂对新古典理论进行了有限纠正，但其理论的核心部分仍然是新古典的。为理解释资本性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会越来越高，皮凯蒂使用了如下这个恒等式：
　　式中，α是资本份额，r是资本收益率，β是资本和收入之比。
　　运用索罗的新古典增长模型中长期和短期的均衡关系，皮凯蒂觉得，β在长期中趋近于s/g，其中s是储蓄率，g是经济增长率。皮凯蒂进一步觉得，由于g趋于下降，且如果r下降得没有g快，因此资本和收入之比将趋于上升，而资本份额也将趋于上升。正如上文所提到的，资本份额的上升也意味着收入不平等限度的上升。
　　对于财富的不平等，皮凯蒂依托于不等式r＞g，即财富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这个不等式阐明，假定财富所有者的储蓄率达到一定的水平，财富增长就可以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因此财富的集中限度就会越来越高。
　　上述两个逻辑分别解释了收入和财富分派不平等的机制，且两个逻辑分别依托于s/g趋于下降和r＞g。但这两个规律又从何而来？事实上是皮凯蒂从历史数据中观测并推测出来的，背后没有逻辑上自洽的解释。这又和新古典理论一脉相承。从新古典理论来看，储蓄率取决于原子化个人为了最大化效用所做出的选择，经济增长率取决于技术进步和储蓄率，而资本收益率取决于生产函数和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对于上述两个逻辑所构成的简朴模型而言，这些背后的决定因素所有是外生的，并且皮凯蒂用历史数据对这些外生因素进行限定，以保证得到s/g趋于下降和r＞g这两个条件。
　　理论决定了政策主张。皮凯蒂估计，在21世纪，随着资本和收入之比的持续上升，不平等限度还要加深。因此，皮凯蒂建议实行累进式收入税和累进式财产税。为此，皮凯蒂还建议加强等问题的政策和其理论是一致的：既然不平等是一系列外生因素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没有主线性问题，那么不平等就只能通过外生的税收政策来加以调节了。固然，比起谈税色变的保守势力，皮凯蒂的政策主张有其进步性，但是我们仍然要问：不平等问题是一系列外生因素所决定的，还是资本主义制度根深蒂固的矛盾？如果是后者，解决不平等问题应当收税，还是应当调节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
　　如果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分析过去30年核心资本主义等限度的加剧，那么分析的起点或许应当是资本和劳动权力上的变化。正如大卫·哈维所觉得的那样，马克思把资本份额和劳动份额的变化归因于资本和劳动之间权力的失衡，20世纪70年代以来，劳动收入占比的下降，正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