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秀木何堪风无情
1981年，《九叶集》出版不久，唐湜先生即给我送来了王辛笛先生的题赠本，同步尚未卜先知地提示我说：集子中的那个穆旦，就是搞翻译的查良铮！ 我哦了一声。的确，对于我们这一代“长在红旗下”的年轻人而言，解放前的诗，样的自我嘲侃，她说：我们因此写不出好诗，那是我们当时的脑袋，一半装着保险丝，为了不犯政治错误；四分之一装着柴米油盐，为了艰苦生活；只剩余的四分之一投入创作，你说谁还能写得出好诗来？
话虽这样说，但我们毕竟比穆旦们幸运多了！由于粉碎“四人帮”后来，倡导解放思想，倡导创作自由，我们还合法年轻。而应当感恩的是，穆旦专事翻译而放弃写诗，对她或许是一种无奈，对我们却是一大奉献——要不是她，我们又怎能在那些年代就读到那么多的外国诗呢！
也是凑巧，就在着手xx这一期简介诗人穆旦的《文史我鉴》之时，我读到出名作家钟高渊兄的一则微博，颇有感慨。
钟兄说， 20近年此前，王安忆来杭，和我聊天，说到她成名初始的感受，有一句话我记忆犹新：“当有人开始关注你，妒忌你，甚至恶语咒你时，阐明你成功了！只要自己对的看待，并不一定是件坏事。”
王安忆这番感慨，确是由衷之言，颇有道理。但在我看来，她之感慨，毕竟是在改革开放、倡导“创作自由”后来，倘若再上推，那恐怕“妒忌”和“恶语”，就会成为灭顶之灾，尚有何“成功”可谈？“只要做有心人，还怕找不出问题来？”我曾亲耳听一位专事整人者公开说过这样一句话，让人不寒而栗！但中国就有这样一批人，自己不学无术，整人却十分内行，而“妒忌”往往是她们因此整人的酵母——穆旦就是前车可鉴。
何以此说？由于对于穆旦之因此遭受厄运，诸多人所有将之归咎于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气候。但我却有另类的见解，我觉得穆旦的落难，虽确和当时的“大气候”有关，但最核心的因素，却是她所处的“小气候”恶劣——而这个“小气候”，就是她所在单位的人际环境。
乡贤来新夏先生和穆旦的夫人周和良是辅仁大学同年级的同窗，“文革”期间，来新夏和穆旦是结成“一对黑”的“牛棚”棚友，穆旦所遭的厄运，她所有耳闻目睹，有的甚至是唯一的见证人。来先生回忆说，1954年年终，在一次有关《红楼梦》的讨论会上，有人冒犯了当时的领导人，穆旦虽未发言，但因和多种发言者过从较密，加以这位领导心胸狭隘，不容“异类”，因此竟以“准备发言”的罪名，将穆旦罗织进“反党小集团”，自此穆旦参与“远征军”的历史也开始受到追查……
“准备发言”也是罪名？这不就是现代的莫须有？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于是，当《葬歌》等诗作在1957年遭到批判，穆旦就也“水到渠成”地因参与“远征军”而在1958年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了。
但整人者何以对穆旦如此憎恨？我觉得，除了“不容异类”， 恐怕更多的还是在于一种不能明言的阴暗心理，那就是“妒忌”！你想，穆旦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就翻译出版了普希金、拜伦等人的多部诗集和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其中，《文学原理》还成为当时诸多大学文学理论课的教材——“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穆旦先生译著等身，这能不让心胸狭隘的“同行”者妒意噬心？
梦之仪在她的《毕生流浪的精神摸索者》提到一种细节：为穆旦出版译著，萧珊出了诸多力。杨苡觉得，出于保护穆旦，免得她招人嫉恨而引起麻烦，因此劝萧珊不要忙着为她出书，杨苡的紧张不是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