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钱理群 温儒敏 吴福辉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第1版
第一编 第一个十年
(1917-1927年)
第一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一)
一 文学革命的发生与发展
进的新文化运动就是在这种精神启蒙救国的热望中掀起的。
1915年9月《青年杂志》(注：第1卷刊名《青年杂志》，第2卷起易名《新青年》。)在上海创刊(第二卷起，易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即以此为肇始。特别是1917年迁京后，《新青年》集结了一批推进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人物，并且在1919年借“五四”运动的大势，将整个新文化与新文学运动推向高潮。《新青年》集中代表了新文化运动的思想特色。其主编陈独秀在发刊词《敬告青年》中就鲜明地提出“人权、平等、自由”的思想，确认“人权平等之说兴”与“科学之兴”，若舟车之有两轮”，是推进现代社会进化的基本条件。此后，《新青年》大力倡导民主与科学精神，提出要从西方请进德先生(即民主Democracy)和赛先生(即科学Science)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注：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在《新青年》阵地上集结的急进的知识分子主要从两方面推进思想启蒙运动。其一是重新评判孔子，抨击文化专制主义，倡导思想自由。易白沙、陈独秀、李大钊、吴虞等纷纷发文，猛烈攻击历代统治者独尊孔子一家学说来维护帝制，“易演成‘独夫专制’”(注：易白沙：《孔子评议》，《新青年》第1卷第6号和第2卷第1号。)，指出以“重阶级尊卑”的纲常伦理为特点的那种孔教思想在当今已经阻断了中国向民主共和迈进之路，所以反孔大有必要。(注：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3卷第3号。)不过，他们认为反孔并非掊击孔子思想本身，“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注：守常：《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1917年2月4日《甲寅》日刊。)希望作为反封建反传统的突破口，打破专制主义的思想统治，争得普遍的精神解放。斗争的焦点又在于反对封建纲常伦理。陈独秀、吴虞等揭露了三纳五常对人性的扼杀，指出从封建纲常派生的旧道德本质上是以己属人的“奴隶道德”，封建礼教把中国弄成了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注：吴虞：《说孝》，《吴虞文录》上卷第14-15页。)新文化运动对传统采取猛烈攻击的态度，一时来不及分析传统文化(包括儒家学说)中合理的可供现代转化运用的成分，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冲破旧垒，开拓新路，显示价值观念的根本转变。在《新青年》的带动下，激进的知识者们纷纷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批判的眼光，围绕许多社会问题开展一系列的讨论，诸如宗教、劳工、妇女、教育、文学，乃至贞操，等等，从而在社会上形成广泛的文化批评和讨论的空气，使思想启蒙的课题具体化，思想自由的原则也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
新文化运动在思想启蒙上所做的第二方面的工作，是广泛引进和吸收运用西方文化。无论是陈独秀主张的“以欧化为是”，胡适提出的“输入学理”，还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的主张，都以恢宏的气度、充沛的热情大力输入西方文化，最大限度地吸收新的信息，迎赶世界潮流。在《新青年》带动下，各种报刊和出版物争相译介西方从文艺复兴以来的各式各样的思潮理论，特别是人道主义、进化论和社会主义思潮，五光十色，刷新了中国人的思想，为批判封建专制文化提供了各式武器，而这本身也是进行思想启蒙。由于对西方文化径直急取，做整体性歧化选择，并对传统文化采取以批判为主的态度，这种做法也带来负面影响；但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处于受压制的状况，要冲破罗网，不能不立足于“破”而矫枉过正；况且这样的全面开放，为多种文化的比较选择提供了宽阔的余地，又是不可或缺的。新文化运动直接促成了文学革命，而文学革命又成为新文化运动最重要最有实绩的一部分，文学革命的性质与导向、成就与局限，都与新文化运动息息相关。
1917年初，陈独秀初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后迁京，并从1918年1月号起改为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等轮流编辑，周作人、鲁迅也给该刊撰稿，实际上形成了反封建的思想文化战线。由于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新旧思潮在北大讲坛竞争的结果，大大促进了“新思想、新学术”的发展，新文化运动也就借北大的学术自由空气而推波助澜，并终于导致了1919年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文学革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认为对封建传统文化的总清算，必须同时去除那些作为封建载道工具的旧文学及文言文，于是，极力推动一场旨在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文学革命。这场革命的先驱者都一身二任，同时又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文学革命很自然就纳入新文化运动的轨道，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