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他者”与学术研究的自觉
中国现代学术研究的自觉性之建立,不仅依赖于中国现代学者主体身份的确立,也依赖于对主体之外的“他者”的正确认识和正确对待。在当今的学术研究中,以个别个体之外的、共时的、同一领域中其他研究者的声音都可能构成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应该由研究的对象决定――甚至是产生或发明――研究的方法,而不是相反。但在当下基于“学术共同体”想象所带来的某种“普泛化规范”影响下,这一决定关系并不总是成立,甚至有时会出现颠倒与倒置的现象。在我看来,台湾的部分高等学院及学术机构对论文发表的隐性要求便不甚明智:期刊或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大多前有总论,后有结论,结论则又要分一二三条……当然,并非所有台湾制造的论文皆是如此,这只是部分机构对学术训练所做的机械化要求;也并非只有台湾地区的会议论文有这种倾向,大陆许多高校的学术工业产物亦然。但归根结底,文学与史学研究不同于推导科学定理,结论或方法不能简单地凌驾于研究对象之上。没有对对象之关怀的研究虽然不是不可能的,也是枯燥且缺乏自发之动力的,因为研究者将遗失来自对象的兴奋、快乐与满足感。实事求是地说,人文学科很难仅有客观性,主观性因素也占据着一篇论文或一本书的核心位置。如果从客观上讲,学术研究对象的选取要来源于对对象的了解、对资料的掌握、对其重要性和研究生发可能的判断,那么,从主观上它则应当且必须来自主体/研究者的自我追问:“我”对这对象有没有、有怎样的关怀?“我”仅仅是为了完成一篇论文或得出一个结论而进行研究和书写么?“我”应当怎样处理那些压在纸面背后的心情?
当然,在回答完这些问题之后,来源于研究对象的兴奋、快乐与满足感也会发生些许变化,它们会变成期许与压力。这个时候,似乎只有研究最终的所得才能满足自我的期许,解放那压在纸背的渴望与不安。然而研究的所得,结论/判断并不会轻易地出现(除非使用“理论套对象”的办法――那实际上是用对象为理论佐证)。我相信许多文史专业的研究生都曾在论文写作中经历过类似的阶段:“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
朗。”这“复行数十步”的过程远比“豁然开朗”的瞬间要漫长,且充满了未知出口时的茫然与焦虑。然而如果精确预知了出口的所在,又会怎样呢?笔者以为,最后那种“豁然开朗”般感觉的消失――至少也是减弱――几乎是必然的,但比这更为重要的是,属于主体的发见可能性削减了。我的导师陈平原教授曾数次提及他做博士论文的经历:初始时预想到了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与西方小说之译介影响的关系,但在具体的研究操作之中,却发现了新的指向性,亦即传统叙事与现代小说之间的关系;于是,其著作《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才有了后半部分的论述,才更丰沛且更富洞见。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研究过程之一段的“复行数十步”是至关重要的,在一个学者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它或许要比众多的研究所得更加值得珍怀,因为正是这不断重复的、“豁然开朗”前的阶段,决定了研究所得的重量。
基于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当代学人――特别是那些尚在高等院校中就读的青年研究者――对过程的重视似乎已不及他们的前辈了。但我并不觉得,强调成果且量化成果的现实情状仅仅应归结于学术体制的客观问题,它同样是主观学术想象的偏差产物。来源于成果,结论,判断的满足感未尝只由个体主体产生,其很可能是众多“他者”的满足感的镜像。亦即是说,某个(或某些个)他者的学术研究成果所带来的震颤与兴奋感会直接作用于主体自身,他会尝试复制那种震颤与兴奋,趋向于迅速度过“复行数十步”的阶段;当这种意图被推向较为极端的状态时,他会对作为过程的摸索积累阶段感到不耐,如同不耐于妊娠的苦痛。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对“他者”趋避与回应的学术言说模式:有意地趋避某些既有研究成果,以躲开那些严阵以待的客体,或盲目地回应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借此确立自己论述的主体。但不论这两种态度中的哪一种,都不能较为公允地回答:“我”的实践主体站在哪里,与“他者(必然会存在的他者)”声音的关系又是什么?
这是一种学术想象与学术实践之间的落差。
落差往往是由来自他者的影响焦虑及主体身份想象的部分缺失构成的。我想仅就个人经验,谈一下在阅读、思考乃至具体的学术论文写作之中都可能出现的问题。
宇文所安曾于1990年为北岛的英译诗集《The August Sleepwalker》写过一篇名为《什么是世界诗歌》的书评,虽然直至2006年才在翻译后以汉语纸质形式发表,但这篇英文文章却早就在国内引起了部分新诗研究者颇高的关注,原因可以大略归结为一点:中国新诗研究的主体性变得值得怀疑(尽管这不是第一次了),许多人担忧地发现,现代汉语诗歌面临着成为某个巨大的、想象中的主体之“他者”的危险。面对“世界诗歌”这个命题,有些作者或学者试图建立基于“汉语性”“本土性”等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