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唐太宗与初唐宫廷诗创作
李红慧 辜静波 摘要:唐太宗的政治理想决定了他对文学创作的基本立场和态度,然而帝王的角色又促成了他对宫廷创作的热衷和认可,使初唐诗坛存在一个诗论与创作看似矛盾而实际上又合乎情理的独特现象。本文旨在探讨唐太宗然细究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下所集结之团体,实是由“少数西迁胡化之汉族”所组成。姑称陇西李氏为汉人,实是由于宇文泰“就其割据之土依附古昔,称为汉文化发源之地”的目的而强名之。
据此考察太宗一生行迹,在他即位以前,颇有其陇西父祖之胡化之风。以下细节可略见一斑: “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勇敢果断,于长安一战“手杀数十人,两刀皆缺,流血满袖,洒之复战”,曾自称“朕少长兵间,颇能料敌”,“夫用兵之道,见利速进,不利速退”,言语中自然透露出其前半生金戈铁马、戎马倥偬的杀伐豪迈之气。可以想象,此时的太宗是没有什么时间去学****传统汉文化的繁文缛节的。
而即位后的太宗,于君臣之间必要的礼仪、皇室王权的神圣等诸多方面,仍然是颇多率性而为的“武夫”式的粗疏之风:“太宗初即位,谓侍臣曰:‘准《礼》、名,终将讳之,前古帝王,亦不生讳其名,故周文王名昌, 《周诗》曰:‘克昌厥后’。春秋时鲁庄公名同,十六《经》书云‘齐侯、宋侯同盟于幽。’唯近代诸帝,妄为节制,两字兼避,废阙已多,率意而行,有违经语。今宜依据礼典,务从简约,务效先哲,垂法将来,其官号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两字不连读,并不须避”;“太宗燕见卫公,常呼为兄,不以臣煽。初嗣位,与郑公语恒自名,由是天下之人归心焉。”从胡汉民族文化对比的角度来看,太宗这些“离经叛道”的举动亦可视之为略近胡风的了。
如前所述,太宗以史为鉴,是明白“永其基业”当维以“礼”的道理的。然桎梏既少,在以“礼”治国的过程中,其胸怀、胆识之开张、阔大自不同凡响,从以下事例亦可见其不拘一格、不落俗套的施政特点:
上以迁人多诈冒资荫,不首者死。未几,有诈冒事觉者,上欲杀之,胄奏曰:“据法应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欲使朕失信乎?”对曰:“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职代会下仇迁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执法,
朕复何忧!”
大理少卿胡演曰:“顺得枉法受财,罪不可赦,奈何复赐之绢?”上曰:“彼有人性,得绢之辱,甚于受刑。如不面愧,一禽兽也,杀之何益!”
上谓太子少师萧禹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本心不直,则脉理有邪,强劲而发矢不直。’朕始寤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乃令京官五品以上,更官中书内省,问以民间疾苦、政事得失。
以上数例完全体现了太宗作为一个贤明、达观、仁爱英主的一面,在礼教的熏染、历史的借鉴、德行的大化中,太宗成就了他“超人”的一面。然而,这种“超人”的面目是需要外力来维系的,那时时在太宗心底涌动的原始本能的冲动以及“一己之小忿”的“人之欲”的不断冲击,是需要依靠道德、理性、王化来压制和束缚的。可想而知,“圣主”、“德君”、“贤仁天子”这样的“超人”并不好当,充满了紧张、亢奋和斗争。持续生活在这种精神状态下,不能不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