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粤港澳大湾区供应链管理协调机制的探讨
黄钟 廖希萍 [摘要]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产业的升级需要进一步加强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供应链协调机制改革。目前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机制无法解决供应链的协调与发展问题,文章将企业社会责任与动态能力外资源整合能力,如战略决策者基于社会的期望,利用业务、职能和个人专长做决定从而形成企业战略;管理人员基于战略和业务需要将企业各部门之间的协作网络重构从而产生新的协同资源组合的能力。
23基于CSR动态能力的供应链管理
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商业竞争不再是简单的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直接竞争,更多是由企业背后的供应链进行,因为单独的企业所拥有的静态能力在应对环境变化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情况时,往往表现出明显的乏力状态,无法跟上时代发展的节奏(Defee and Fugate,2010)。将供应链看作一个新的组织形式,会形成一个以更高水平企业的利益为导向的链条结构,而处在供应链上游的大品牌商往往是供应链的核心,因为其具有其他企业所不具有的市场、资本和品牌优势。Fabian(2000)提出,在社会和环境责任时代,企业不仅要对自己的业绩负责,也要对供应商、分包商、合资伙伴、分销网点的业绩负责,并最终对其产品的处理负责。在供应链过程的任何阶段,糟糕的环境或者社会表现都会损害公司的声誉,因此供应链中的中小企业CSR实践都是由大品牌客户的压力进行驱动,而且客户压力对中小企业实施CSR实践的影响可以通过动态能力进行调节(Choi et al,2019)。研究表明,“CSR/SCM”以及“SCM/CSR”这两种变量之间拥有紧密的双向联系,即企业社会责任对供应链管理有积极而显著的影响,而且供应链管理对中小企业的CSR实践也有积极而显著的作用(Valdez-Juárezet et al,2018)。 3粤港澳大湾区CSR与SCM的现状和不足
31政府对CSR的要求
我国最早的CSR实践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的珠三角地区,由跨国企业基于其CSR要求,在接受其生产订单的劳动密集型出口生产企业中进行。随着学术界、企业界、投资界、政府和社会的不断重视和研究,二十多年来,我国CSR的发展得到了显著的进步。我国CSR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①CSR导入阶段(1996—2000年);②CSR观望阶段(2000—2004年);③CSR加速阶段(2004—2012年);④CSR全面责任管理阶段(2012年至今)。在CSR加速阶段,政府的积极引导对CSR的实践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2006年《公司法》规定企业必须承担社会责任,2007年《关于加强出口企业环境监管的通知》对CSR履行不到位的企业执行外贸活动限制,2008年《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把CSR列为企业为实现中国国家发展目标做贡献的方式,并在2012年将社会责任列为央企管理提升的重点领域。进入CSR全面责任管理阶段后,CSR逐渐从被动实施转为主动实施,并呈现出战略化和国际化的趋势: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和提升企业可持续竞争力发展提供了依据和方向;香港联合交易所发布《环境、社会及管制报告指引》规定企业不遵守相关指标必须给出解释;2017年《关于国有企业更好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表示企业运营和社会责任要紧密结合;2019年《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为未来15年的社会责任发展和履行提供了纲领性的指导。虽然我国在政策和法律上对CSR有关范围提出了相关规定和要求,但均以分散的形式存在,尚未形成一个较为系统的、有针对性和独特性的CSR体系,缺少一个适合中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指导性文件。
32粤港澳大湾区的CSR实践现状
根据企业历年发布的CSR报告,我国CSR实践数量从2006年的42份增長至2016年的4167份,10年增长100倍。按省份划分,广东CSR实践数量与北京持平,并列全国第二;按行业划分,全国60%的CSR实践发生在制造业(Li et al,2019)。广东多年的改革发展实践,使大湾区集中了大量制造型企业,拥有先行先试的CSR实践经验。香港的国际化发展水平高,CSR理念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许多关注CSR的组织、咨询公司和第三方评估团队均在香港注册成立。根据“HKQAA CSR Index Series and Sustainability Rating & Research 2017 Summary Report”的数据,按行业划分,香港企业在所在行业的表现全部优于中国内地企业。此外,香港交易所发布的基于ISO 26000社会责任指引和ISO 14001环境管理系统标准所制定的《企業社會責任報告2017》显示,2017年香港交易所没有收到“任何主要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