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的协商治理
摘要：协商治理是社会公民发挥理性，通过平等对话的方式在公共决策中发挥作用，按照一定程序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新型治理方式，具有多元性、公共性、公开性、合法实性和实效性的基础。协商治理的程序设计需要代表性、平等性和可行性，代表性保证公共讨论有围绕议题的参与者，平等性保障参与者能够获得影响决策的平等机会，可行性则对达成更好公共理性提供操作技术的保障。第五，协商治理建立在两个环节上的基础上，即参与者之间的协商和参与者与公共机构之间的协商。在参与者之间的协商中，参与者需要依靠一定的信息与智力支持才能进行相互讨论，这种信息与智力支持也是對公共决策达成合乎理性的认知的条件。参与者与公共机构之间的协商是在深入沟通交流的基础上相互倾听对方的意见与诉求，谋求就公共讨论的议题在参与者代表的社会主体与政府之间形成共识。
二、协商治理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所具有的作用与优势
协商治理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新实践，是党的协商民主理论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重要体现，极大地丰富了民主政治的理论与实践，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总的来说，协商治理的有序推进，能够构建一种共识和信息较为充分的决策方式，搭建公民表达利益和诉求的公共平台，改善民主决策的质量，实现治理决策的民主化，减少决策失误，因而在拓展公民政治参与空间，调动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积极性，提升公民政治参与的能力和水平上具有重要作用，并且以此打破行政逻辑和科层制主宰社会治理的传统格局，重塑市场和社会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空间和结构，建立多元共治的治理格局。具体来看，协商治理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协商治理作为一种新兴的公共治理方式，具有强大的可扩散性与适用性，可以在全球范围内普遍适用。其根源在于，通过公共协商而实现的协商治理作为一种治理方式，随着公共协商进公共治理的语境，公共协商可以脱离具体的民主制度的限制，而立足于一种相对中立的、且具有普遍适应性的治理设计，这种中立性和普适性就为协商治理被不同的国家借鉴、模仿甚至移植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马克华伦认为，协商是一种相对独立的、与具体国家之间不同的民主制度并不存在必然关系的治理方式，协商同样生根于非民主国家，称之为“威权协商”，参与式预算在不同制度类型的国家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也说明了这问题。[6]
其次，协商治理较好实现了间接民主与直接民主的结合，搭建了代议制理性、行政理性与公民参与理性之间的衔接，协商治理的这种技术价值促使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治理的结合。从公共治理的技术层面来看，无论是行政理性、代议理性还是市场理性都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社会公共治理的需求，因而传统的公共治理技术需要建立在公民参与基础上的协商理性给他们以弥补和纠正。
再次，从实践的现实需要的层面来看，随着民主理念的深入，西方国家公民参与公共治理的诉求愈发强烈，协商治理的产生与发展正好适应了这一诉求。公民参与作为一种民主形式在百余年的公共行政发展历史中大多数是被排斥在外的，公民参与的不足引发了公共管理中民主性的先天性匮乏，同时也引起社会大众的不满。这种状况被归纳为公共行政中的管理主义取向，即工具理性，与不断发展的民主潮流已经显得格格不入，因而，“提升与社会交互作用的管理工具和技术，发展集体的和民主的治理方式，以造就更加人性、更加美好的社会”[7]就是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最后，协商治理对于非西方民主国家治理创新需求的实现也同样具有促进作用，这主要取决于公共协商在技术上的中立性悬置了意识形态的分歧。因此，公共事务的治理民主受政治体制的影响并不明显，不同类型的政治体制与治理民主之间具有较好的兼容性，这一点在地方公共事务的治理中体现的尤为明显。这也集中体现了协商治理所具有的独特的优势。
一方面，协商治理高度整合了科学理性与社会价值之间理念争执。协商治理的治理理念囊括了公众所持有的社会价值理念，这就在根本上消除了唯科学理性在公共治理理念中的影响，实现了科学理性与社会价值之间的整合。但是，二者的整合建立在通过科学理性和社会价值之间的博弈的基础上而塑造的公共理性，并不是科学理性与社会价值之间的简单相加，这种公共理性使得公共性在决策结果中得到充分体现。由此可见，社会公众有关社会价值的声音，以及科学理性与社会价值之间的整合，只有通过协商治理才能真正实现。开放知识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对科学理性与社会价值的整合，就是政府在理念上对科学理性至上的观念的克服，就是决策和治理方式上对公正性和公益性的彰显。在此基础之上，保证作为治理主体的社会公众在治理过程中的广泛参与，促进科学理性与社会理性之间的整合，是保证公共理性在决策结果获得体现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