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和叙事语法
格雷马斯受索绪尔与雅各布逊关于语言二元对立的基本结构研究的影响，认为人们所接触的“意义”，产生于“语义素”单位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分两组：实体与实体的对立面、实体与对实体的否定，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充，提出了的批评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
然而在很多用此模式的文本批评中却存在生搬硬套、墨守成规、亦步亦趋的教条倾向。其表现为将一文本断章取义抽出四个人物形象，然后将此四人与符号矩阵中的四项做简单的对应，然后进行分析。比如在对《祝福》的分析中，就将X项赋值为被压迫者祥林嫂，反X项赋值为压迫者鲁四老爷，非X项赋值为非压迫者柳妈，非反X项赋值为帮手“我”。对立项是被压迫者和压迫者的阶级斗争，这样的分析在符号矩阵的面纱下依然是我们熟悉的社会学批评。虽然有一定的意义，但并不是符号矩阵的精髓所在。
杰姆逊是符号矩阵具体实践的杰出代表，很多论著都是选他的批评实践为范例的。在杰姆的《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中，他对《聊斋志异》中的“鸲鹆”作了详细的分析，上面已经做了介绍。除此之外，他还用符号矩阵对康拉德的
《吉姆爷》作了精辟的分析。我们来看看他是如何运用这一模式的。
在对这一文本的分析中，首先，他在纷繁复杂的文本符码层面之下抽象出了基本的行动和价值的二元对立。“行动是西方意义上的行动，即做事，取得成功，价值指的是西方人的行动中缺乏的意义，或者说体现在朝香客的被动性中的意义。”然后对其他的两项进行赋值，即第三项为非行动，第四项为非价值。其次，他将各项进行整合。非价值与非行动的结合是坐在甲板座椅上的人，非行动和价值的结合是朝香客，行动和非价值的结合就是虚无主义的冒险家，而价值和行动的结合作者找到的是吉姆爷。于是就有了这样的图式如图6所示。[2]130~131
据此，我们可以按图索骥把握住杰姆逊叙事分析的基本
思路：
1）确定文本中的基本要素，然后找到它的对立项，再相应地找到其余两个矛盾项，即找到构成意义的构成性符号素，并指出其作用。杰姆逊强调“格雷马斯叙事分析的关键，就是要在有意义的现象下找到构成性微观原子和分子，并指出其作用。[2]109”那么，如何确定这一基本义素呢吴泓缈在《结构语义学的启示》一文中指出“如何确定义素的抽象程度，如何根据理解意义的需要来切分能指，这其实是分一而二的问题。其一，义素的确定有赖于具体的文体，决不允许泛泛而谈；其二，必须从该文本的整体出发来确定义素，而不是带着形成的义素工具包来分析文本
简言之，他认为一个文本中的关键形象一定会以冗余的形式反复出现，只要把它们扫描出来，构成对立，我们就不难发现合适的义素；退一步讲，即使没有反复出现的形象，多个形象之间也一定具有冗余的义素。[4]43”也就是说，基本义素的确定必须紧扣文本，高屋建瓴，整体把握，不能机械呆板。而且这一义素往往在一文本中以冗余的形象或义素的形式反复出现，抓住这一冗余形象或义素就确定了这一基本义素。杰姆逊在具体实践中更是采用了具有极强操作性的方法，即“最好是使用一个固定的字，然后作一些小的变化，这样便于表达事物间的相互关系。结构主义这种分析方法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文字游戏。[2]110”比如，在上述“鸲鹆”的分析中，他找到一个固定的字是人(human),然后确定得到对立的第二项反人(inhuman)，接着找到剩下的两个矛盾项，即与人(human)矛盾的第三项非人(non-human)，与反人(inhuman)矛盾的第四项非反人(humane)。于是符号矩阵的四项便确定了。
2)整合各个已赋值了的函项。符号矩阵在我国的文本分析中往往做完前面第一步就大功告成了，我们忽视了对已经赋值了的函项的整合。在前面提到过的对《鸲鹆》和《吉姆爷》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杰姆逊所做的复合工作，结构主义虽然源自二元对立，却是对二元对立的丰富和发展。在《鸲鹆》的分析中，王爷虽然被符号化为非人，但他首先是人，然后才是有权有势的人，即王爷是人与非人的“复合项”，杰姆逊所谓的“乌托邦项”。特征的对立或矛盾不是人物间的对立，人物是两个构成性符号素的复合与交叉。所以这种分析避免了人物分析的简单化和类型化，而有了某种意义的深刻性和丰富性。
在《吉姆爷》的分析中，非价值与非行动的结合是坐在甲板座椅上的人，非行动和价值的结合是朝香客，行动和非价值的结合是虚无主义的冒险家，而价值和行动的结合是吉姆爷。这是一项重要而我们经常忽视的工作。做完这些工作后便可根据符号矩阵给我们的提示更好地把握、理解文本。
把握了杰姆逊批评实践的脉络之后，可以发现国内在实践中运用这一模式时，存在的以下不足：
1）在对基本要素的确定上莫衷一是。其源自对冗余义素的把握不准，对分析的基本技巧即对“固定的字”认识不一还存在着将符号矩阵四项与文本中的人物简单对应的倾向。2）缺乏整合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