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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评判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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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取向之争始终是困扰近代思想界、文化界和学术界的显象问题。自19世纪末西力东渐，中国学问界就中西文化取向(包括融合与创新)问题，始终争论不休，长期给不出一个精确的答案。2观看到，法国大革命以前，欧洲人民和中国人民一样都是附属于特权的奴隶，没有任何自由权利可言。自拉菲耶特的《人权宣言》(’hommes)刊布之后，欧洲人开头觉醒了。陈独秀将此形象地比作“若梦之觉、若醉之醒。”欧洲大革命以后，西方各国纷纷摆脱了封建神权统治，建立了政教分别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此种制度较之以往，最大的优点在于，体现出人权和法治的精神。在陈独秀看来：西方不仅国家重视法治，社会家庭，无不如是。不仅商业上重法信用，轻人信用，就是父子昆季之间，“称贷责偿，锱铢必较。违之者不惜诉诸法律。”不仅如此，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是法律和财产关系，而绝无血统家族的观念。陈独秀认为：以法治为本位，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不合情理，但留意和爱惜个人的利益，因而有利于社会的进展。其次，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保障个人的合法权益。陈独秀认为：西方民族自古迄今是“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西方的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向往、国家祈求等无不是拥护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幸福，其国家最大的精神乃是“法律之前，人人公正”，“绝无尊卑贵贱之殊”。正是追求个人的自由，才会带来思想言论的自由、共性的进展、法律面前人人公正，个人的自由权利才会载入宪章，也才有所谓人权，因此，“人民权利，载在宪章，犬马民众，以奉一人，虽有健者，莫敢出此。”再次，资本主义的立国精神在于保障权利，共谋幸福，因此能够激起国人的爱国心与自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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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方近世物质文明也优于中国
近世以来，中国非但没有形成基于经济联系的民族共同体，反而强化了以传统的宗法性官僚君主制为特征的农业帝国形态，从而导致了社会进展的停滞，走进了历史路径依靠的陷阱。与此相应，中国传统文化在臻于完善的同时，也日益堵塞了自我更新的路阀。陈独秀对此看得一目了然。他认为物质文明是衡量国力强弱的首要标准，西方近世文明发达于中国，就在于其具有无限的制造力，经济进展水平明显高于中国。为此，他盛赞西方重视物质生产，并且认为：“今日西洋各国国力之进展，无不视经济力为标准。”在经济力中，陈独秀更看重的是人力。他认为在生产三要素中，资本源于土地与人力，而土地假如不施于人力，仍不得视为财产，就好像石田童山一样。因此，他把人力看作是“最重大之生产要素”，认为：“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如不然，则“人力废而产业衰，产业衰而国力隳”。很明显，陈独秀对西方物质文明的盛赞，实在是以唤醒国人激发他们无限的制造力为根本目的，这与单纯的物质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分。
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举起的另一面大旗是科学。陈独秀吸取了孔德关于人类进化的三阶段思想，即第一阶段是宗教迷信时代，其次阶段是玄学幻想时代，第三阶段是科学实证时代，他认为：人类已经走过了前两个时代，现在正是科学实证时代。在这一时代，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是人类完全摆脱奴役的福祉，只有求助于科学，社会才能进步。他援引法国、德国、美国和日本为例，科学地论证了物质文明推动了文化的进步和进展，并指出：中国近世文化的落后，根源在于物质文明的落后。在答郑贤宗的信中，陈独秀说：“我以为在社会底进化上，物质的自然趋向底势力很大，留心改造社会底人万万不行漠视这种客观的趋向。”在答皆平的信中，陈独秀进一步指出：“中国自老聃孔丘以至康有为章炳麟，都是胡说乱讲……若离开人事物质底分析而空谈什么形而上的哲学，想用这种玄杳的速成法来解决什么宇宙人生问题，简直就是过去的迷梦”。很明显，他认为：中国要取得进步就要学****西方，建立起繁盛的物质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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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西方近世风俗****惯比较文明
早在1904年，陈独秀就对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恶俗”进行了戏谑式的批判，1916年，他更是对国人不讲卫生等不良****俗痛加鞭挞，表现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式的愤慨。而对西方的新式风俗，陈独秀则极为观赏。例如在婚姻方面，西方各国讲求婚姻自由，陈独秀认为这比较文明。相对中国包办式的婚姻，西方各国则是“男女自己择配，相貌、才能、性情、德行，两边都要旗鼓相当的”。就是日本人结婚，虽然也有父母做主的，但是也要和儿女协商 ，两厢情愿，才能成事。再者，西方各国离(退)婚自由，再嫁合法。这种婚姻制度，在陈独秀看来，有两大好处：“一是增进人类的幸福”，夫妻搭伙不成，退婚另行嫁娶，可以重建美满幸福的家庭；“一是保全国家的宁静”，由于家庭不和，等于给国家添乱。假如夫妇不和，可以退婚，才子佳人才能各得其所。假如丈夫死了，妻子还可以再嫁，“无所谓守节”，“妇人再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