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新时期“落伍者”人物群像分析
摘 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可谓风云变幻,在进行的热烈改革潮流中,城市与农村,工人与农民等各个阶层的人群都发生了变化。其中一群手工艺者的生活,也在这改革潮流中被打破了平静。他们的生存、工作、心对象,自己手艺没有了发挥价值的地方,处于一个尴尬的境遇。在别人都放弃了画屋改成种植庄稼,耀鑫仍旧不肯放弃自己的“师爹”的身份,从小到大就会这门手艺,不肯屈尊附就去种田。貌似种田会降低他的身份地位,心理端着的天平仍旧在自己崇高的画屋活计上高高扬起。但是这样的局面势必会被打破,各种经济惠农政策,鼓励生产,种田已经在天平上慢慢加重了筹码,而“画屋”反而会在需求不足中减少筹码,这样“孤芳自赏”却又“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的形象更让人惋惜。
“他做出的那大立柜,不用装镜子就能照的出影来。”[7]这是《鲁班的子孙》中对黄志亮手艺的肯定,手艺人靠手艺吃饭,能作为木匠头,其人品和手艺都是受到了大众的认可。可是就是这样娴熟和精湛的手艺,因为没有所谓的关系网,买不来较为便宜的木料,打出的家具不时兴,让曾经引以为傲的木匠铺开始让大队受损失,集体生产的木匠铺最终倒闭。所有的木匠面临失业,木匠们各寻出路,外出谋生或是务农,唯独木匠头老亮依然留恋,并一心想要重新开办木匠铺,而作为徒弟的富宽老汉更是穷困潦倒。秀川的回归也并未打消老亮的想法。但是传统手艺和机器时代终究有无法逾越的心理鸿沟,秀川带回城市的文明,先进的机器开了木匠铺,但是这并不是老亮老汉一心想要的木匠铺。“木匠鋪里的主事人不再是他了,是儿子,机器上的活儿他外行,只能当当下手听儿子吩咐。儿子让他站在电锯的对面拖拖锯好的木板,他便拖。儿子让他熬木胶,他便将炉火烧得旺起来。”[8]突然自己的手艺,没有了用武之地,完全没有了过去“指点江山”,主持大局的气势,只能默默的听从儿子指挥。 三位手工艺者都是在改革大潮发展中逐渐丢失了自己“乐园”,都产生了忧郁、悲伤、无奈的心态,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但仍旧心有坚守,用自己的力量在“抗争”。这种境地实则是历史的必然,人们在会制作劳动工具之后都在一步一步的走向简化,便捷。在所谓的现代文明席卷之时,各种新兴行业,新政策,先进技术,风起云涌,大部分人选择了追随大流去谋求生路。还有一小部分人他们自小接受这门技艺的熏陶,像福奎,耀鑫,老亮,不愿接受新时代改革的变化,主动的坚守。在周围的忽视甚至奚落声中,他们仍然视自己所在的行业为“乐园”,时常用过去的辉煌聊以***。在社会主义的新时期,他们在技艺和观念上是双重“落伍”的,他们的技艺不如机器之快,观念想法与时兴的“弄潮儿”并未一致,但他们有着自己的稳固的价值观:诚实守信、知恩图报、人情至上、凭借自己实打实的真正手艺吃饭……,吴亮曾总结过这些“最后一个”的性格特征,“自信、顽梗、执拗、豪放和质朴”[9],这些品格也正是在“失势者”的手艺者身上,才更显出一种感人的道德力量。
二、“挽歌”唱响,对传统手艺的自我怀疑
个人的力量难以与时代洪流抗衡,即使这些手工艺者再怎样坚守“乐园”,也难以阻止“挽歌”的唱响,在他们的内心其实清楚知道:自己的时代已经不再,甚至自己对自己坚持的东西都会怀疑和否定。
改变生活方式是困难的,迫于生计,大多数人都是毅然决然选择改变,跟随社会发展。福奎执拗的坚持,不也因为大老胡的传统手工钓钩的消失而遭遇自己外甥的“敲竹杠”,他拒绝阿七为自己争取的味精厂的有固定收入并且轻巧的工作,“葛川江上打鱼,老大的天地,自由自在,他从十四五岁起就干这门营生了。叫一个老头改变他几十年的生活方式,他一定很不情愿。对这生活,他****惯了****惯得仿佛他天生就是个渔佬儿,在他妈的肚子里就学会撒网、放钓。”[10]福奎遵循着打渔行规,不捉小鱼,只捕大鱼,面对一天天浮标的毫无动静,每天也只能沮丧收回渔网。年轻时候的福奎没有自己三四十年轻力壮的时候跟随着集体富起来,让自己有一个可依靠的晚年生活,反而在自己知天命的年龄里穷困潦倒,渐渐没落。在文章的最后,“福奎搬过那只甏子,一把把地往江里撒着蚯蚓… …从前,“喂鱼”这个词是渔佬儿的耻辱。不过,从前的好多规矩眼下都不管用了。”[11]对前无力挽回,对后无法适应,只能沉浸于自己的小船中守着自己的精神家园。耀鑫老爹虽然“朝思暮想的是一幢画得漂漂亮亮的正正经经的屋”,却不得不用装病来掩饰自己的无力感,只能默默“成全”儿子和儿媳妇的小洋楼梦想,却在面对小洋楼时轻蔑地啐口唾沫。政府鼓励劳动致富,各种种植养殖热烈进行,耀鑫老爹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手艺已经快要被洋楼彩瓦所取代,所以很理性的拒绝了庆元的拜师学艺,即使“在沙灶人眼里,画屋师爹是高尚的职业,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也不敢怠慢”[12]。过去的高尚,如今“三五年内,乡里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