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陈世芳：我是半个警察
杨佳瑜 张 哲 刑事诉讼中的翻译人员,一般在涉外、涉及少数民族和涉及聋哑人的案件中出现,被****惯性地称之为“司法翻译”,尽管这个称呼并不完全准确。
我国关于刑事诉讼翻译制度的规定非常少,《刑事诉讼法》确区分,抢夺罪还是抢劫罪不是被告人说了算,“要看客观事实来反映被告的主观形态。”这个时候更需要的是司法人员进一步审查。
检察官赵一晓在总结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办理这类案件的做法时说:“按照无口供的犯罪嫌疑人来审查的。根据其他证据,没有口供也可以定案,其他证据可以相互印证,能够证实。”所以在审查这些证据的时候,他们这里也是根据这个原则,对其他证据审查得比较仔细。“我们的审问不可能从他(指聋哑犯罪嫌疑人)这儿突破。”
成了“小半个警察”
“我几乎就是小半个警察”, 做刑事诉讼中的翻译,陈世芳自认是件值得自豪的事情。
“我还出去抓过人呢”,陈世芳兴奋地谈及发生在北京市昌平区北七家镇的一个盗窃案。那天晚上,“我坐在一辆警车里”,跟在警察后头带犯罪嫌疑人去指路。打开门发现一大班人在里面,进去之后就得开始问问题,问完之后带回去。“到这种场合也是挺紧张的。”
多年来的经验,使得陈世芳在见到聋嫌疑人之后,已经不用公安机关工作人员告诉她需要先问哪些基本情况,她自己发展了一套程序:“要问犯罪嫌疑人的姓名、年龄、出生年月日、民族、住址、直系亲属、联系人、有没有前科,怎么到北京来的,几个人来……”她掰起手指认真地数着要问的信息,“这个基本情况要问什么我都特别熟练了,这些不用警察教我都知道。先把这些问出来也省了警察很多事。”
作为一些法治类节目的忠实观众,陈世芳也懂得很多法律知识。给聋嫌疑人做思想工作、让他们承认犯的罪行时,她会举例子说如果态度好,可能偷了一百块只判五天,态度不好偷一块钱却判十天。但她也会马上很明确地告诉对方,“我只是在给你讲这个道理,从法律上讲,你得够1000块钱才够刑事(立案标准)。”
在三十多年的翻译工作中,陈世芳遇到最麻烦的一个案子是***案,被害人是一位聋人。这个聋人不怎么会说话,不会打手语。不是所有的聋哑人都会打手语,没有学过标准手语,电视上那些同步手语翻译的天花乱坠的动作对他们来说等于零。
偏偏***案要定罪的话又需要很多细节,时间、地点、位置、情节,是否既遂,都要查清楚。
最后,陈世芳想出了一个办法。她把警察都叫出讯问室,只剩下她们两个人。
她们开始模拟当时的场景。
首先是确定时间,她在一张纸上画了一个钟表,做了两个活的指针,让聋被害人指示,“这样就可以明确案件发生的时间:几点钟嫌疑人来到屋里,几点钟发生的事,几点钟离开。”陈世芳解释。
因为被害人说不出犯罪嫌疑人的名字,陈世芳只能拿照片给她辨认。
时间、地点、人物齐备,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
“有了这些案子还是说不清楚,于是我就做那个嫌疑人,做那个男的,她做被害人,我就从头到尾一点点跟她演示。他怎么一点点抱她的,推倒了、脱裤子、怎么起来的。”
最后陈世芳还得想办法问她是否“既遂”。这更是一个难题。还好这个聋人会说简单的字,“白水”,陈世芳作出粘手的手势问她是不是,才明白是有精液,既遂了。
这个案子花了陈世芳很多心血。不仅演示的过程很费功夫,她还要四处奔波着陪被害人去医院做司法鉴定,到被害人家中做家属的思想工作。
后来这个聋被害人一家一直感谢陈世芳,还邀请去他们家吃饭。陈世芳跟他们说,“你们放心吧,司法是公正的。”
不能影响“司法形象”
司法翻译的工作是辛苦的。
“到夜里两三点,那是经常的。”她还清楚地记得那次在北京亦庄的一个派出所工作到半夜四点多,“我就在警察宿舍盖着警察大衣就睡了一宿。”不但是工作时间长,她还常常到处跑,只要程序中需要嫌疑人的地方她就得跟着去。比如犯罪嫌疑人要去指认犯罪现场,地点可能在超市、汽车站,她都需要跟着,聋嫌疑人指认时在旁边做翻译。
像陈世芳这样能工作到深夜、跟着到处跑的翻译人员很少。按陈世芳的话是她现在退休,时间比较好安排,而“身体也还行”。聋校的老师白天有课,或者要开会,抽不开身;晚上又因为要保证第二天的教学质量,根本没法做到派出所十二点钟一个“求救电话”就赶到。
当然,手语翻译工作并不总是刺激顺利,陈世芳经常遇到聋嫌疑人怎么也不肯回答她的问题。“往往反倒是警察安慰我说,老师您别着急,看您比我们还着急。”
这时候陈世芳只能设法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我就跟他们讲道理,首先是人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可是错误大小不一样,不是偷了一沓钱就判十年二十年;又是第一次犯,又是聋哑人,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