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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史编写学科建设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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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同学为本位”文学史定位与编写品位的关系处理
以同学为本位，并不意味着文学史编写水平、层次和境界的降低。以同学本位，是文学史编者、专业老师与同学走向统一的文学”（1949－1979）、“后三十年：走向开放的文学”（1979－2009）这样两个大的时间跨度，在具体叙述中大量引进“历史事实”和“文本事实”，关注它们彼此的属性及其真实性内涵。在文学史的具体叙述上，“尽可能用较为平和或中性的语言予以道出，而不作褒贬猛烈的价值推断。”每章最终，特地辟出一节以总结的方式作总体评价和阐释，尤其是关注文本的思想艺术价值，由浅入深，引导同学在把握专业学问的基础上，养成一种综合分析问题的力气。《当代中国文学六十年》强调为同学打下学科规范的基础，在内容选择上主要体现如下理念：
，对文学史的基本轨迹进行梳理
对于当代文学史而言，生怕要直面五四文学传统、当代文学“前三十年”体制化文学与进入20世纪90年月以来的市场化文学的断裂。论著型文学史教材往往难以弥合当代文学“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的价值断裂，前低后高的评判取代了文学史的客观描述。出于对论者自身文学观念的自信，论著型文学史往往“以论代史”，论述的颜色过于猛烈，对有利于其论述的文学史实滔不绝，而对不支持其论述的文学史实避而不谈。它给同学供应的文学史图景是不全面的，供应的文学史学问也是有偏差的，造成了同学学问结构的不完整。面对当代文学史前后文学价值不平衡这一学科难题，吴秀明在指出“纯文学”的价值观念本身也是一种政治考量之后，认为应当去蔽“五四神话”，“跳出‘审美/政治’二元对立的窠臼，提倡一种将它们彼此联系起来进行综合考察的、更加开放的文学史观。在这种开放的文学史中，治史家应当扬弃任何抵触和敌意，以一种怜悯的、理解的与审美的眼光来观照文学的政治性，在批判文学工具化的弊端时又能确定文学良好的政治愿望。这样，才有可能使文学获得相对完整的历史视野，最大限度地还原体制化文学的自行运演轨迹及其生存状态，真实体会到历史的存在空间与文学的符号空间的‘不对等性’”。以这样一种开放的文学史观，站在文学史基本线索与脉络的基础上，还原文学史的原生状态，才能避开当代文学史内部的价值不平衡，也才能给同学供应更为全面、客观文学史基本史实。
这里所谓的“主要或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并不愿定是“文学经典”，而是指在文学史进展过程中，在文学史脉络中造成过影响、具有文学史意义的作家作品。由于“文学经典”的认定，必定涉及文学价值的推断。不仅仅由于前文所述当代文学史前后三十年价值的裂变，而且由于当代文学史的不断下延，进一步造成经典的不稳定性，这使得那些急于以自身文学观念来筛选文学经典的论著反而会不断面临挑战。如刘心武的《班主任》，如按通常的审美标准衡量，其写作的粗疏显而易见，很难称之为“文学经典”，甚至很难称之为佳作。但还原到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中来看，《班主任》则是新时期文学绕不过去的开端。从文学史叙述的角度来讲，作品的审美价值并不是唯一的取舍标准，历史价值、文化价值从中也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再如前几年在重评十七年文学中“三红一创一歌”等“红色经典”时，学术界的争议很大。但争论双方却很少能对这些受到政治文化影响的特殊时代的特殊作品赐予“了解之怜悯”，而往往站在各自的立场，依据文本的政治文化形态加以全盘确定或否定，学术理性被主义的***压倒。对于当代文学学科而言，由于争论对象（特别是其下限的近十年）本身与我们完全重合，它更适合于作文学批判式的争论或纳入文学批判的范畴。与之相应，争论者也往往简洁被时势所左右，自觉不自觉地给争论抹上了更多主观任凭的东西，使之缺少应有的学科规范。面对当代文学的这种状况，与其急于用一种或几种文学观念推断经典或急于“经典化”，不如临时搁置价值推断，用“主要或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清单来撰史更合适，也更切近文学史实际。这样也能较好避开在一元价值推断下，以“文学经典”名义对其他作家作品造成遮挡 。
，避开下过于霸权、太过刚性的断语
由于当代文学的当代性与开放性，常常不行避开地渗透了争论者的生命体验，在与当代社会的对话中凸显论著者鲜亮的艺术观、价值观与历史观。甚至吴秀明自己的学术争论与教学实践，也是这样布满着严峻 的现实问题意识与理想***的。然而，惟其如此，更有必要对话语推断持一种慎谨的态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吴秀明努力避开使用过于独断的文学史叙述模式，由于这一模式不但遮挡 了许多丰富的，有更多可能性的学术生长点，也以“一言堂”的方式阻碍了同学的独立思考。论著型的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