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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史书写古代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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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学史书写与关曲经典化路径的现代拓展
五四文学革命的发生被现代学者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以及中国古典文学的终结，这种终结以批判和否定传统的“文以载道”、传奇二者也”之类的片面结论，弃散曲不论便在情理之中。加之个别学者甚至认为关汉卿等人“不过是拿散曲来做他们消遣的副业，他们的专业一本在杂剧上”，对史实的理解和推断消逝了严峻偏差，自然不行能赐予《不伏老》套曲文学经典的地位。在此，必需再次提及《不伏老》生疏化的问题。由于时间所产生的距离感以及现代反封建意识的强化，明清两代文人群体普遍难以接受的“铜豌豆”形象，对于现代文学史家而言，不仅照旧具有相当的“生疏性”，甚至因其鲜亮的“浪子”身份标签而成为批判的对象。在当今学者的学术视野中，《不伏老》套曲的最大价值在于塑造出一个具有颠覆传统人格形态的新型士人形象，而这一点恰好是当时多数具有传统文化教育背景的学问分子难以理解和接受的，由于“吃喝玩乐”总是给人以不务正业的印象。加之该套曲的艺术风格独具一格，既难以完全纳入豪放派论之，也无法整体视为清丽派，故弃而不论或是文学史家最明智的选择。
二、意识形态的重大变革与关曲经典化路径的当代延长
1949年后，［南吕一枝花］《不伏老》慢慢受到学界重视，经过半个世纪不断深化的争论，最终无可争议地进入到文学经典的行列。就目前状况而言，该套曲经典化的标志同时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作为教材的经典，多部作为高校中文系教材使用的中国文学史进行了重点介绍，由此成为高校中文专业课堂讲授的必选篇目之一，发挥着语文示范功能。二是作为遴选的经典，以王季思《元散曲选注》(北京出版社1981年)为代表的数十部元散曲或古代诗歌选本或赐予了全录或节录，对于经典的普及和传播发挥了乐观作用。三是作为批判的经典，消逝在文学争论中，得到具有相当学术影响力的权威专家的确定性评价，他们的观点被广泛引用，有助于提高和巩固该套曲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通过文学史可以了解和把握一个民族的精神走向，从文学史写作的角度考察《不伏老》的经典化历程，不难发觉国家意识形态领域重大变革赐予文学史编撰者巨大而又深刻的影响。从20世纪50年月旗帜鲜亮地表示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争论中国文学史”，到70年月受评法批儒思潮影响，将是否具有反儒倾向作为评判作品的重要标准，视《水浒传》为“一部鼓吹儒家‘忠义’思想，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从80年月开头重视文学的审美价值，例如确定古代神话在中国美学史的重大贡献，认为“在表现悲剧美和崇高美方面，它们对后世艺术起了示范和奠基作用”，到90年月强调人性与文学的关系，认为文学史所显示的文学历程应当是“怎样地朝着人性指引的方向前进”，文学史撰写者的观点、立场、视角以及方法，无不折射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观念的嬗变。文学史的撰写，是一种对过去文学的述说活动，要求客观、精确的还原文学进展的历史场景，然而由于“当下”文化氛围的影响以及个人立场的存在，撰写者的述说必定会带有鲜亮的时代特色和浓郁的主观颜色，他们对作家作品的选择以及评判不行避开地要受制于文学进展的时代水平以及自身的价值推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马列主义、思想作为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居于思想意识形态领导地位，担当起改造社会、塑造人心的历史任务。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其次”的原则，提倡阶级分析方法，发扬阶级斗争精神，批判封建主义糟粕，……凡此种种，在开拓出古典文学争论诸多新局面的同时，也给宽阔争论者造成思想上的困惑以及方法上的偏差，20世纪50年月后期我国古典文学争论界围绕古代文学史撰写中反映的诸多问题(例如怎样熟识人民性、民间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所开放的大争辩，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极左思想带来的弊端可以从不少令今人完全无法接受的结论中看出，例如，资产阶级一般“不宠爱白居易，不宠爱《水浒传》，甚至不宠爱《西游记》，他们更卑视和蔑视民间文学”。当然，我们必需充分确定学界前辈对推动元散曲和关汉卿散曲争论所做出的乐观努力。其时，他们跟从必需高度重视民间文学的主导思想，通过认真梳理和还原元曲与民间曲调的关系之后，得出的结论是“这时期在民间文学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元曲(其中包括散曲、杂剧两部分)却大放异彩，它代替了‘正统’文学的地位，成为元代文学的灵魂”。元散曲的文学史地位因此得到提高。同时，又以现实主义反映论为指导思想，从文本抒情仆人公形象与作家自身的思想、性格之关系着眼，去发掘《不伏老》套曲内涵的乐观因素，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不伏老》套曲反映了关汉卿性格的一个方面，“坚决与一切危害他的恶势力作斗争，中年以后照旧不甘示弱，这种永不衰退、越战越强是精神委实象‘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