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仪征刘氏与?船山遗书?
摘要：本文主要分析了?船山遗书?在刘毓松、刘寿曾以及刘师培两个时代的不同命运。在刘毓松时代，曾国藩为了弘扬湖湘文化，而将书中鞑虏之字抹掉。而在近代革命风起云涌之时，刘师培继承家学，撰写?王船山史说申义?，目的是力。使其言行表达出清教徒式的精英化倾向。王夫之在?周易外传·系词传上?中说：“故古之圣人能治器，而不能治道。治器者那么谓之道。道得那么谓之德。器成那么谓之行。器用之广，那么谓之变通。器效之著，那么谓之事业。故?易?有象，象者，像器者也。卦有爻。爻者，效器者也。爻有辞，辞者，辨器者也。故圣人者，善治器而已矣。自其治而言之。而上之名立焉。上之名立而下之名立焉。〞这句话可以看出湘籍学人的行事的原那么，换句话说。这就是湖湘学派的源流衣钵，他们大都讲究事功，认为“立言〞必须落实于“立功〞才有意义。而曾国藩正是按照王船山的这一原那么来为人处事。观船山遗书中内容非常推崇老庄之道与德，这与另位湘籍人士王闽运引庄子之旨进人儒学广义“道统〞的殿堂相类。可见后世湘籍学者对王说的继承。王闿运首先把庄子归人能继承孔子“经世学〞的宗师行列。所以近代湘系集团有不少人强调“立德〞与“治术〞的衔接关系，都来自于王船山的学说精华。总体而观，王船山之后的魏源、王闿运到曾国藩都以霸术的权变运用为主旨。曾国藩能屡败屡战。而最终打败洪、杨，实现同治中兴的场面与湘人这种事功精神是分不开的。王船山的学说对曾国藩的影响莫大焉，而刘毓松父子修书之功莫大焉。但正是被曾国藩用来为其乡土张扬的船山遗说竟后来成为革命派宣传的有力武器。被章太炎斥为“大盗〞、“汉奸〞的曾国藩，他也能敏锐地识别出在那被扭曲的灵魂中残留的种族意识。王夫之著书。“一意以攘胡为本〞，但因僻处山泽，一个半世纪以来他的思想鲜为人知，而曾国藩却将其书刊刻播扬，遂成为清末反清的重要思想资料之一。其刻王氏书，“无所剟削，独于胡虏丑名，为方格以避之〞。可谓欲盖弥彰。因此章太炎也不得不成认其种族之辨，“心固知之矣〞。而作为刘毓松之孙的刘师培对王船山学说的重新认识正是在革命派的民族主义思想激荡下的产物。.
二刘师培，江苏仪征人，是刘毓松、寿曾之后裔，他于1903年癸卯会试落第，滞留上海，识章太炎、蔡元培及爱国学社诸人。加人中国教育会，思想转向革命，主张“攘除清廷，光复汉族〞。因更名“光汉〞。他于是年写成?王船山史说申义?一文。刘氏观王氏书之最要处多用“口口〞字代之，即认为曾氏未敢言之语。“自拓拨氏之兴。假中国之礼乐文章而冒其族姓。隋唐以降胥为中国之民且进而为士大夫，以自旌其伐阅矣。高门大姓十五而非五帝三王之支庶婚宦相杂。无与辨之矣。〞刘氏进而认为“按夷狄盗贼之敢于窃天下者以恃有败类之儒为之送徽号而颂功德也。夫人未有自能自欺其心者，夷狄盗贼岂不白知?……夫天下惟名与器不可假人，以夷狄盗贼何以被太祖太宗之名!那么败类之儒假之也。……呜呼!愧夷之为中国主，自船山出之，吾知其假设何之沉痛也!〞清朝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满汉关系一直是非常锋利的社会问题。汉族士大夫的民族主义情绪或隐或现，连绵不绝。以古文家为主力的国粹派非常重视激发民族主义。章太炎少时读史，便“觉异种乱华，是我们心里第一恨事〞。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的书。“民族思想渐次兴旺〞。到了清末。传统的经学已经衰落。但经世致用的传统的落实，使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