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谭嗣同山水诗论略
【内容提要】
谭嗣同的壮北游生涯与救国图强的志向,决定了其诗虽颇多山水之什,但主要是于山水中寄寓救国壮怀与忧患之思,描写水态山容、愉悦性灵之作只是少量。其诗主要学习唐代杜甫与近代龚自珍,风格以豪放、悲壮为主,但亦不拘一格。与黄遵宪等相比,谭于“诗界革命”的贡献并不大。
一
清光绪年间,谭嗣同既是政坛维新派思想最激进的改革者,也是一颗引人注目的“诗界慧星”①。为强国救民,倡导新学,追求新政,他与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相结交,进行改良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终因戊戌政变失败而血洒刑场,慷慨就义,为“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之父谭继洵历官户部员外郎、郎中,甘肃巩秦阶道、布政使、湖北巡抚等。这使谭嗣同有机会自光绪三年(1877)起,幼年即经常随父宦游,成人则只身奔走于大江南北。他曾北至新疆,梁启超记其“弱冠从军新疆,游巡抚刘公锦棠幕府。刘大奇其才,将荐之于朝,会刘以养亲去官,未果”
②;亦曾南至台湾③。三十岁前,谭迫于试事,“六赴南北省试”。至三十岁其行程已“合数都八万余里,引而长之,堪绕地球一周”。其所往返之地除新疆、台湾外,计有直隶、甘肃、陕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苏、安徽、浙江等诸省,“经大山若朱圉、岛鼠、崆峒、六盘、太华、终南、霍山、匡庐无算;小水若泾、渭、漆、沮、浐、灞、洮、潼、澧、蓝、伊、洛、涧、壥、恒、卫、汾、沁、滹沱无定,沅、沣、蒸、渌无算;形势胜迹益无算。制情偷情,未付简毕;退缅游乐,难忘于怀”,“升峻远览以写忧,浮深纵涉以骋志。”④丰富的行旅生涯,得江山之助,是谭嗣同创作山水诗的生活基础。
谭嗣同“幼丧母,为父妾所虐,备极孤孽苦,故操心危,虑患深,而德慧术智日长焉”⑤。其《仁学·自叙》亦称:“吾自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忍受,濒死累矣,而卒不死;由是益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矣。”⑥人生的厄难孕育了他忧患愤激的气质,也锻炼了他坚强的意志,培养了他勇于牺牲的精神。他之不惧万里跋涉,他之愿为“变法而流血”,“请自嗣同始”⑦,都是其人格精神的必然表现。谭少倜傥有大志,其纲伦之厄与顽强个性加上仕途多舛,加深了他对现实的不满与愤激,促使他产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
⑧之壮志,形成了欲冲决封建社会“罗网重重”⑨的反叛性格。而长期壮游的生涯,特别是西北地区高山大河的景观,“沙石击人”的环境,与边塞健儿“大呼疾驰,争先逐猛兽”⑩的传奇生活,则培养了他雄豪阳刚之气。康有为《六哀诗》称其“复生奇男子,神剑吐先莹。长虹亘白日,青锋拂苍溟。足迹遍西域,抵掌好谈兵”,“慷慨气填膺” 11 ,乃真实写照。谭曾为其京师莽苍苍斋题写门联云“家无儋石,气雄万夫” 12 ,亦是以“气雄”自许的表白。这种精神、气质与个性决定了其山水诗的思想意蕴与艺术风格。而诗人作为维新变法的旧民主主义志士,身处国运危亡的时代,时时为国家“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 13 而忧虑,其山水诗作不能不也寄寓浓郁的爱国之情与忧患之思,如其所谓“升峻远览以写忧,浮深纵涉以骋志”,而不为山水的艺术审美性所拘,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梁启超曾评云:“谭浏阳志节学行思想,为我中国二十世纪开幕第一人,不待言矣。其诗亦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丙申在金陵所刻《莽苍苍斋诗》,自题为‘三十以前旧学第二种’,盖非其所自熹者也。浏阳殉国时,年仅三十二(引者按:按传统计算法应为三十四),故所谓新学之诗,寥寥极希。” 14 “独辟新界而渊含古声”,是指谭嗣同三十岁以后受维新派“诗界革命”思想影响所作的诗。但其“新学”之诗与黄遵宪等“以旧风格含新意境” 15 之作的成就尚不可同日而语。可称道者有《感旧》三首,为梁启超誉为“沉郁哀艳,盖浏阳集中所罕见者” 16 ;另有《留别湘中同志八篇》,亦被梁启超评为“沉雄俊远,诚在《莽苍苍斋》之上。但篇中语语有寄托,而其词瑰玮连犿,断非寻常所能索解” 17 。
谭嗣同其余之新学诗“颇喜扯新名词以自表异” 18 ,“新理想”、“新意境”并不明显。他的山水佳作仍见于三十岁以前之《莽苍苍斋诗》二卷等所收录者。诚如梁启超所言:“复生三十以后之诗,未必能胜三十以前之诗也。” 19
二
谭嗣同《三十自纪》称“五岁受书,即审四声,能属对。十五学诗,二十学文” 20 ,可见其天才卓异,很早就能诗擅文。其诗于生前收在《莽苍苍斋诗》二卷、《补遗》一卷,《远遗堂集外文》初编、《石菊影庐笔识》等上亦有收录。最早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金陵刊行的《莽苍苍斋诗》只有百余首。其后1917年上海文明书局《谭浏阳全集》,1954年北京三联书店《谭嗣同全集》,1981年中华书局《谭嗣同全集》等不同版本,收诗皆有所增加。李一飞编注、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谭嗣同诗全编》称收诗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