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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经济学的方法论
奥地利经济学的方法论
2007-01-11 10:04:31 Yurii 译
原文 The Met勒(Gustav Schmoller)，一个认为抽象推理毫无价值的人。历史学派所关心的只是经济史和经营管理中的实际问题。
目睹《原理》遭受的冷遇，认识到德国经济学家反对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理论，而是整个理论经济学，门格尔(用熊彼德(Joseph .
的话说)"开始战斗了，他要为对社会问题的理论分析争得一席之地"。他停止了自己的理论研究(列入计划的《原理》第二卷一直没有问世)，转而为这类研究辩护。正是出于这一目的，1883年他出版了第二本书--《关于社会科学、尤其是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探讨》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Methode der Socialwissenschaften und der politischen konomie insbesondere)。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方法论论战(Methodenstreit)的开始，在德国历史学派和奥地利经济学派之间的"关于方法论的论战"就此爆发了。在论战的过程中，因为一位德国教授的有意中伤，门格尔和他在维也纳的门生第一次和"奥地利"联系在一起。也正是在这次论战中，奥地利经济学家第一次清楚地认识了自己的特殊地位，这一点也可见于当时该学派成员所撰写的方法论着作中。
与置身其外的维塞尔不同，旁巴维克是这场论战的积极参与者。和门格尔一样，他不是在语言的层面，而是在问题的实质层面展开激烈的辩论。旁巴维克并不怀疑历史学派的方法的有效性和达致确定目标的可靠性，而是质疑历史学派的方法是否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唯一有效"并且"最为重要"。奥地利经济学家想证明，研究经济问题的抽象理论方法是有用的，或者说，理论经济学是可行的。
门格尔对经济理论的理解是"本质主义"的，似乎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在《原理》中，门格尔多次引用了希腊哲学家的话。门格尔探索各种经济关系的必要特征，以及那些相关联系的性质所体现出的特征，希望了解经济关系的"本质"。如此，门格尔认为他发现了支配经济现象的"确切"规律：不是精确的数学规律，而是由各种相关因素的本质达到的规律，因此这些规律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必然是正确的。对门格尔(还有旁巴维克，在这一点上与他观点相同)来说，实在世界的本质(资源是稀缺的)和人类的本性(对更大满足的欲望)共同决定了经济世界的构成。
门格尔认为，人类的欲望总是超过自然的供给。也无论个人作出何种选择，也无论这种选择是出于无知还是错误的考虑，个人欲望的内容总是客观事实。在发布《原理》之后，门格尔试图把"效用"的概念和生物学联系起来，而他的同时代人都在努力将这一概念扩大到"心理学"色彩或者"享乐主义"色彩过于浓重的目标时。根据他儿子在《原理》第二版导论中的叙述，在努力构筑需求理论的同时，门格尔开始转向研究生物学和心理学，试图将这三者结合起来，完成自己的价值理论。
除开这些决定论的因素，门格尔的方法仍然是主观主义的，他认为个人乃是期望满足自己的需求的，而不是被各种需求所支配。在没有完全的、精确的知识条件下的选择，仍然是行动的基础。对生物学的强调仅仅是门格尔价值理论的一个补充，而不是必需的部分，后来的奥地利经济学家放弃这一点时毫无困难。
门格尔的《原理》第一次讨论了有用物品的性质，接下来是财货的性质，然后是经济(稀缺)财货的性质。他定义和讨论了财货的可交换性，勾画了可交换性最强的物品成为交换媒介或者货币的过程。在每一步推导中，他都一再强调财产的主观性质，即它们依赖于关注需求的个人的知识，以及这些财货满足其需求的能力。对主观主义一以贯之的坚持，使门格尔能够借助维塞尔的"归属"(imputation)概念将自己的分析延伸到对作为资本的财货的评价中去，门格尔称这些财货为 "更高等级的财货"。维塞尔将这种思想发展得更为精巧，奥地利经济学家随后一直强调，某一财货是否被看作资本，并不取决于其客观属性，而取决于其在从事经济活动的个人的生产和消费计划中的地位。
门格尔的本质主义对他的经济思想还有一个重要影响，因为他正是以此为基础反对数学方法和经济"变量"的相互决定关系的。瓦尔拉斯(Walras)的边际思想完全是用数学描述的，门格尔在给他的信中写道：
我们研究的不仅仅是量化的关系，还包括经济现象的本质(性质)。对后者(比如，价值、租金、利润、劳动分工和复本位制的性质)，如何用定量的方法考察
熊彼得(Schumpeter)仅仅看到了奥地利学派主观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