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介绍：一）“文学史”的定位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陈思和、王晓明两位青年学者提出了“重写文学史”的口号，1988 年《上海文论》杂志发 起关于“重写文学史”的热潮，自此关于文学史的探讨学术界一直未间断过。据我所知就有：1991 年由中国艺术 研究的教学新理念中，以教材为轴 心已成为“旧毡帽”（叶圣陶《多收了三五斗》语），强调研究性、探究性、主体性学****但是教材毕竟是学****者 无法越过的知识聚集区，无法直接接触文学的原始生态史。高校中文系文学课的教学时数，绝大部分是文学史 的讲授史。而文学史的讲授史的蓝本便是教材。但教材决不是中性的，“当历史被引入学校时，人们所发明的这 种形式常常带着明确的教育意图”[8]即使学生可以忽略教材的观点，但在当今的现实教育中，教材的观点的接 受是强制性的，这是无法面对的现实。尽管我们的人大代表一再呼吁改革研究生选拔考试及研究生教学改革， 但在入学考试中，作为考生，为了取得一分入场券，不能不参照必读书目。甚至一些学校的考研专业试题完全 出自于该校教授编写的校本教材。舍此无它，这就像素质教育的境况，无论在教育界、学术界我们展示再好的 远景图，那只不过是泡影。真正左右考生和教师命运的仍然是升学率，现在摆在本专科生面前的则是考研率。 这就是一种悖论，作为普通的学生，只能在余秋雨先生在分析《红楼梦》中提出的学术观点：两难抉择——识 时务者为俊杰。
一门学科之得以建立并维持不坠，背后的因素很多：包括理论架构、方法论、研读的客体（即作品，其中优劣 高低之分），“此一客体运作之范畴与跟此一学科有关的工作人员”[9]。所谓的工作人员不仅包括研究专家、教 授者，而且包括受教育者，也就是这些一直在“西天取经”的学生。中国人民大学的程光炜先生曾在研讨会中指 出，对于广大的文学史受众而言，文学史能产生“其它著述形式所缺乏的沟通性影响”[10]。
也许一位研究文学一辈子的专家，其著书等身，但其作品影响力也许只能在其学术圈里呼风唤雨，但其由于当 今学术界的环境的变化，其影响力正如孔乙己回答“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但一本教材的影响却是深远 的，一旦形成定论，即使出现了一些致命性错误，但也很难“平反”。若有人与专著者商讨观点争得昏天昏地， 但敢于向教材挑战的甚少。即使有疑问，想改变其中的不足之处，那也需要费很大的工夫。俗话说船小调头， 大船就由于其惯性太大则难了。
三）文学史教材的编写体例
文学史教材的编写是为了展现文学的发展历史脉络，借助于这一脉络的阐释和描绘，为学生了解文学的历程提 供一个历史的参照。写史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作品、赏析作品，通过还原作品的“历史语境”，解读作品，体味作 品的产生与传播，接受（阅读、赏析、评价）的历程。文学的发展不仅仅是由作家和作品构成的。它是一个庞 大的体系，由作家、出版社、书店、媒介（刊物、电视、电台、网络、）文学社团、文学管理机构（如文联、作 协）、批评者（学者和评论家）、读者（隐含读者）等众多因子组合在一起共同作用形成的。历史绝非是单纯的 文学自我发展，它要受到一系列确定因素、非确定因素、外在和隐含的内在因素等的影响。
高等教育的成功在于使每个人的“最大能力和创造性得到充分的开发”[11]。然而现在的文学史教材却让我们无 法激起欣赏作品的兴趣，让我们获得的只是一个个零碎的知识（常识）的堆砌，最终我们得到的只是教